得是、惟獨缺少指揮官，共產黨雖然在“秋風艦”上安排了政委和指導員，政治方向沒問題、可航海的時候還是沒有掌舵的。長山島戰鬥打響以後正巧遇到颳大風，海流很亂、能見度很低，“咱們共產黨人死都不怕哪裡會怕颳風下雨”，於是政委就命令勇敢衝鋒，結果還沒見到敵人、自己先在沙灘上擱了淺，許世友將軍只好派一個營的步兵和好多條木頭船去保護這艘寶貝戰艦——萬一它被國民黨拖回去，那可就太划不來了。

共軍的“主力艦”變成了固定炮臺，國民黨的兵船就可以來去自如了。何相臣在撤走自己部隊的同時，一不做二不休，把島上的居民也帶上了船——據說，這批老百姓到臺灣以後定居在基隆郊區的“長山榮民村”，如今國軍的水鬼部隊裡有不少骨幹都是“長山島榮民”的後代，作戰勇敢、反攻大陸的意志十分堅決，名聲挺大的。

呵呵，不知哪位朋友有機會去這個榮民村探訪一番？如果能收集些故事寫幾個段子，肯定特別有意思。

普陀島演習之後，傘兵部隊就變更了番號，先前的“空軍傘兵總隊”改名為“空軍傘兵司令部”，先前的大隊編制也改為五個直屬營和兩個戰鬥團，總隊司令馬師恭調任整編第88師師長，由副司令張緒滋升任傘兵司令兼快速縱隊司令。

馬師恭司令變成了馬師恭師長，自然希望多帶些人馬去新部隊壯壯聲勢，可惜那整88師原本是“傻兒師長”範紹曾的川軍，雖然被黃埔系接管了卻依然脫不了雜牌的底子，實在難以引起傘兵的興趣。特務隊裡只有劉盛亨一個人願意跟著馬師長走，雖然也有人給蔡智誠做過思想工作，許願說過去以後可以連升三級、讓他當個少校營長什麼的，但蔡中尉考慮了半天還是沒有答應——整88師已經重組過了好幾回，當兵的早都被解放軍嚇破了膽，一聽見槍聲就逃跑，別說是營長，就連團長旅長也是三天兩頭的當光桿，確實沒有多大趣味。

蔡智誠當時的願望是想參加第七屆全國運動會。

舊中國的全運會是從1910年開始創辦的，到1935年辦了第六屆，以後遇到抗戰就停辦了，事隔十三年，國民政府又計劃重整旗鼓、準備在上海舉辦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並以此作為第十四屆（倫敦）奧運會的選拔賽。這場“亞洲第一體育盛事”得到了國統區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各省市、各軍兵種和海外團體都組隊參加，場面空前的熱鬧，傘兵也受邀在開幕式上進行跳傘演練——蔡智誠雖然覺得自己沒有上場競技的本事，卻自以為滿有資格參加開幕式跳傘，於是就很希望能到上海灘去出出風頭。

當時，快速縱隊駐防在徐州一帶，全運會的跳傘表演是由“傘兵南京留守處”籌備的，經辦此事的頭頭是留守處長劉農畯。可是參謀出身的劉處長對跳傘的業務不太內行，所以只好把經驗比較豐富的姜鍵上校請去當總教官，還挑選了二十幾個骨幹參加表演隊——這些人在參加完運動會之後就留在南京組建“補充團”（即後來的傘兵第3團），由劉農畯當團長，姜鍵當副團長，其他表演隊員則充實為各級軍官。

說起來，蔡智誠原本也可以加入傘3團的，因為跳傘表演隊的名單裡有他的名字。可誰曉得，臨出發的時候正巧遇到“徐州陸總”開展“黨團合併”活動，上峰一道命令下來，生生地把蔡智誠和其他幾個“積極分子”給留住了。

所謂“黨團合併”就是解散三民主義青年團，把三青團員併入國民黨或者青年黨。這件事情原本並不複雜，可當時的“徐州陸總”秘書長是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滕傑，這傢伙對“政訓”和“民訓”工作重視得很，極力主張“借黨團合併之東風，完善軍隊之政治制度”，而快速縱隊的張緒滋司令又是個新官上任的角色，滕傑說什麼他就聽什麼，結果就在傘兵部隊裡設立了“政治指導室”，蔡智誠也從中尉連長變成了搜尋營的上尉指導員。

國軍部隊裡的“政治指導員”和共軍的指導員並不完全相同——共產黨的規矩是“支部建在連上”，指導員主管政治，與連長一起上班、各司其職、地位相當；而國民黨的“政治指導室”是建立在營級單位的，指導員是隸屬於營部的連級軍官，平時到各連隊去訓訓話、打仗的時候就幫著營長押陣督戰，有點象是個軍法官。

國軍的指導員當然也要從事政治工作。蔡智誠的業務就分為兩大塊，一塊是“政訓”，監理軍人；另一塊是“民訓”，督導百姓。

“政訓”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糾察和訓話。先說糾察，當時，徐州是華東軍事中心、陸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不僅兵多官多難民多，各類報社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