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黑頭髮黃頭髮的記者滿街亂竄，隨便一點小事都有可能驚動社會視聽，所以上峰對軍紀問題十分重視。大街小巷佈滿了糾察哨，火車站和汽車站更是指導員們雲集的地方，糾察官發現軍容不整的要處罰、遇到欺負老百姓的更要嚴懲。有一次，汽車第5團的一輛大道奇在街上撞翻了人力三輪車，司機一踩油門就想跑，周圍的糾察隊立即出動，幾十部吉普車摩托車前堵後追的，愣是把那傢伙拖回到肇事地點、當眾給槍斃了。

訓話是政治指導員的基本業務。指導員除了要主持連隊的“總理紀念週”（每週一上午的政治例會）、領著大家朗誦“總理遺訓”之外，還要到有關單位去進行“精神訓話”。蔡智誠常去的地方是“青年訓練總隊”和“青年集訓總隊”——前者收容著被解放軍遣散回來的國民黨官兵、後者則關押著被國民黨俘虜的解放軍戰士。

據蔡智誠講，徐州的政訓單位對兩邊的俘虜都還是比較客氣的。比如徐州市長張希道在訓話的時候就經常表示：“拿起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成了朋友，大家彼此同胞，凡事留點餘地，今後總還有見面的時候……”，真是態度真摯、語氣誠懇，搞得大家十分感動。後來探察一番才知道，原來這張市長以前也當過解放軍的俘虜，他的這一套全是從共產黨那裡學來的。

（注：張希道曾任整51師的政治部主任——老51軍是于學忠的部隊，屬於東北軍，47年初在魯南戰役中被全殲，師長旅長參謀長統統被俘。這張希道當時混在俘虜堆裡沒有被人認出來，讓共產黨教育一番就釋放了）

“政訓”可以採取集中訓話的方式，“民訓”工作就必須變點花樣才行了。那時候，徐州城裡經常遇到上訪申冤的外地難民，有時還要搞搞示威遊行什麼的，每當出現這種情況，蔡智誠他們就穿上便服、裝扮成老百姓混在隊伍裡瞎起鬨，手裡舉著“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小旗子，嘴裡嚷嚷著“擁護綏靖政策！”、“還我民眾安居樂業！”之類的口號，一個勁地把鬥爭矛頭往蘇聯人和共產黨的頭上引，企圖混淆視聽、忽悠人民群眾。

說起來，徐州的老百姓還真是十分的淳樸憨厚。這裡古稱彭城，曾經是楚霸王項羽的根據地，民間習俗也透著一種很特別的文化情趣——比如走道打招呼，遇見年紀大的要喊“大爺”或者“三爺”、遇見年輕的則應該叫“二哥”，因為“大爺”是魏徵、“三爺”是徐茂公，都屬於多福多壽、智慧賢能的人物，“二哥”武松的形象也很不錯，聽起來讓人覺得爽氣。“二爺”不能喊，因為秦瓊是吐血死的、不大吉利，而“大哥”就更差勁了，那是武大郎，簡直就跟罵人差不多……徐州的男人們客氣，女人就更親切了。只說一條，這裡的女子對男性的尊稱是“達達”，怎麼樣？光打個招呼就能讓大老爺們酥了小半邊，難怪好多專家都認為《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和徐州有關係。

內戰時期，處於戰場中心的徐州是國民黨的“政治模範區”。這裡的民眾不僅自發地組織各類保安武裝（俗稱“小保隊”）配合政府“綏靖地方”，甚至到了國軍敗退的時候還能夠“追隨政府”、棄家逃亡。這種情況在全國也是十分罕見的，而其中的原因，在蔡智誠看來，一方面是由於國民黨對徐州的管理比較不錯，另一方面也是共產黨人幫了大忙。

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戰軍千里躍進大別山，陳粟兵團和陳賡兵團也相繼挺進豫皖蘇。三路大軍插入國民黨統治區的縱深，為了補給軍需，就同時採取了紅軍時期的“走馬點火”政策——部隊每到一處，立即開展“鬥地主”、“分浮財”運動，把有錢人家的財物分給窮人，並沒收地主富農的糧食供應軍隊——這樣的“急性土改”當然可以最快地喚起貧困農民的革命熱情，也能夠迅速解決部隊的臨時需要，但它卻也存在著一些毛病。首先，這種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經過猛烈的“點火”，下回再來的時候就無錢可收、無糧可徵了；其次，這種方法很容易激化社會矛盾，軍隊“走馬”所過之處，中農以上的人家幾乎跑光，流離失所的難民紛紛逃往國統區，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被簡單地推向了鬥爭的對立面。

這個時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還比較平靜。於是，短短几個月的時間裡，這個小城市（徐州是銅山縣縣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萬，新開了上千家店鋪，設定了近百處慈善機構，城裡的街角空地搭滿了大大小小的“窩棚”，隨處可見神色慌張的難民。

在這樣的城市裡，泥菩薩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們心靈的導師，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熱門的職業。黃河故道邊的南馬路是徐州卦攤最為集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