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卻變了味兒：“對學院不滿，發牢騷及少數人的歪風邪氣沒有市場了”，報告點了胡振渭等五位老教授的名，說他們“不再那樣囂張了”。

報告批評教授們“工作要求按自己的思路發展，稍有變動就認為前功盡棄”，“重當學生”，“……說的多，做得少，對政治不關心”。

報告認為“少數人企圖離開，差不多每晚上要在一起，亂說，形成思想上的暗流”。“信任是有限度的，這是個政治原則，政治上的關心愛護，必須堅持思想鬥爭的原則”。

這份報告對老教師隊伍的基本估計與陳賡和院黨委的基本觀點相去甚遠，用“囂張”、“暗流”來形容哈軍工的老教師們，哪裡還有“兩老辦學”的誠意？這份報告所反映的“左”的觀點在當時哈軍工的工農幹部中有一定的市場。

歷史的真實是，哈軍工在正確執行知識分子政策的主流下也有曲折，有時不免會有失誤，除了上海那兩位教授是自己鬧著要走的，還有四五位老教師的調走，同當時執行政策中有所偏差以及知識分子的門戶之爭不無關係。值得慶幸的是，以陳賡為核心的院黨委頭腦清醒，政策水平高，除了後來的“反右”和“文革”那種特殊歷史時期另當別論，總的來看，哈軍工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是基本正確的。

陳賡看過這份總結報告，沉吟良久，拿起筆來，只批了一個“閱”字，便束之高閣，再無人提及了。

半個世紀之後，筆者發現，那份報告上的所謂“囂張”的教授，恰恰都是為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貢獻出畢生精力且立下大功的傑出專家，其中還有中國科學院院士。歷史是一面鏡子，人們不能不為“哈軍工之父”的遠見卓識而折服。

5月中，陳賡到北京開會，臨走時叮囑院黨委對幹部的政策教育一定要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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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增強團結　陳院長批評“二三矛盾”（4）

教務部有個傲氣十足的副科長，張述祖部長定下的事，科員要請示該副科長定奪才能辦。

和張述祖作鄰居的一位部級領導，常叮囑自己的孩子：“別跟張教授的小孩子一塊兒玩！”那意思是要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劃清界限。

當時不少教授家中僱用保姆，有時保姆為工資多少找協理員告狀，協理員就鼓動保姆：“那是剝削，你們組織起來，跟教授開展鬥爭！”

凡此種種小事，反映到院黨委，劉居英、劉有光和張衍一碰頭，觀點一致：必須對全院的幹部進行一次知識分子政策的再教育。

9月，政治部組織了兩個工作組，到四個教授會進行典型調查，發現其中一個教授會的黨團員不尊重非黨教授會主任，看到工作中的缺點不是善意地幫助，而是亂扣帽子瞎批判，非黨教授會主任也不瞭解自己有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職責。

劉有光決定在這個教授會里蹲點，與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對先進和後進兩種典型進行對比教育，然後召開全院的教授會黨、團支部書記會議和全院教授會主任政治工作會議，這成為劉有光新官上任燒的“頭兩把火”。

劉有光說：“教授會主任是教授會全體人員的直接首長，黨團員必須向教授會主任彙報思想和工作，執行教授會主任的指示和命令。”

這是哈軍工政治部公佈的一個重要的有獨創性的政策，它不僅保證了教授會主任在教學業務工作上有職有權，而且授予教授會主任進行政治思想工作的職責。在這兩個會議之後，哈軍工利用黨團活動日，在全院學員中普遍進行了一次“尊師重教”的教育。

劉有光在張衍的有力配合下，又燒起新官上任的“第三把火”，在學習七屆四中全會決議的基礎上，政治部召開全院團以上黨員幹部會議，總結建院一年來的知識分子工作，聯絡實際，對老幹部進行知識分子政策的再教育，統一思想認識，動員老幹部主動做好高階知識分子的團結工作，要求部、處以上的幹部都要和老教師“交朋友”。

劉有光對張衍說：“老張啊，政治部的面上工作都靠你來抓了，我得多往斜紋二道街跑跑。”

張衍笑道：　“你是主任呀，不在大帳裡坐著，我有事兒到哪兒去找你請示呢？”

劉有光認真地說：“我剛報到陳院長就交待我說：‘你的主要任務是做好高階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剛來學院不久，情況不熟悉，你就幫我儘快進入情況吧。”

1954年下半年，劉有光帶著王序卿等人經常泡在斜紋二道街老教師的宿舍裡，與老教師們促膝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