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來是否有損於原來理念中的自由？

胡適是一個二元論者：文化上的激進主義，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或者可以認為，在本質上他是個保守主義者。他自稱：“我本是個保守分子。”早在留學日記中，他就表示說“不贊成不成熟的革命”，而贊成“好的政府”，因此立志要為中國的好政府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後來參與領導新文化運動，也都是“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1922年5月，《努力》週報發表由胡適起草十六人署名的宣言《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政治改革，要求成立“好政府”，鼓吹憲政政治。這就是有名的“好政府主義”。胡適在哲學上是一個漸進主義者、實用主義者，反映在政治上則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憲政主義者。他信奉的是英美憲政文化中的理性、*、法治、秩序的成分，而“好政府主義”，正是這些價值成分的綜合體現。他批評“東方自由主義運動”，說是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政治的路子”。所謂“建設”，按他的主張，就是把個人自由置於現政府的憲政的保護之下；也就是說，合憲性是個人自由的準則與行為方式。因為看到政府中“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有效能的領導階層”，於是到後來，竟自一頭扎進去了。可以說，“好政府主義”，是胡適一生的大綱。

其實，胡適對權力和權力者一直抱有好感。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清帝溥儀（宣統）被迫遜位。退位後，曾在故宮約見胡適。關於接見的情形，胡適在《宣統與胡適》一文中有著微妙的記述，其中說：“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中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宮，在養心殿見著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讓我坐，我就坐了。……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1924年底，馮玉祥的國民軍以武力驅逐溥儀出宮，胡適即公開表示反對，一時輿論譁然。1925年初，胡適又以“有特殊資望學術經驗者”的身份，出席段祺瑞召開的“善後會議”。正是這個段祺瑞，釋出“整頓學風”的命令，剝奪學生參加社會活動的權利；接著，開槍射殺學生和市民，血腥*北京和平請願運動，製造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慘案發生後，還下令通緝“嘯聚群眾”的領袖分子。作為政府，還有什麼比屠殺學生更能暴露其反動面目的呢？但是，現代評論派的陳源等一流學者教授，居然站在政府方面，誣衊群眾死者為“暴徒”！好人政府運動中的知識分子領導人，此刻哪裡去了？他們基本上對北京政府採取容忍的態度。胡適與現代評論派是關係密切的，在這次事件中，他的態度相當曖昧。

1927年，蔣介石實行“清黨”，在一場“血的遊戲”之後，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比北洋軍閥時代更龐大更*更有實力的中央政府。胡適認為：“現在人所謂專制，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奪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制則是領袖*而不廢*；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制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對國民黨的“一黨的專政”，他明確表示反對，在《新月》雜誌上率先發表文章，批評政府，呼籲“*”。在一個充滿侵害、禁閉和殺戮事件的國度，提出*問題是有意義的。但是，當“*”作為一個法學概念被提出來時，新月派批評家便故意迴避了政府屠殺人民的事實。他們不是在對立和抗議中闡述*立場，不是以非官方的、團體的、輿論的力量迫使政府就範，這樣，也就等於把*的解釋權最後交還了無須*而憑武力攫取權力的、肆意蹂躪*的非法政府。胡適宣告要做政府的“諍友”，他和他的新月朋友們的“自由言論”，絲毫不會有不利於*的惡意，相反是為對方設想的，是惟政府智囊式人物才有的憲政思想的一部分。然而，對於一個*政府，即便這樣一點微詞也不可能被接受。於是，胡適們焦大般地被塞了一通馬糞，《新月》被迫停刊。這就是當時頗為轟動的“*案”。“我們走哪條路？”1930年，胡適再度亮相，發表自覺與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場。1931年底，國民政府成立財政委員會，胡適被指定為委員。1932年1月，他又被邀出席國難會議。出發前，與丁文江等人約請多位與會者交換意見，共同商定：“不要對國民黨取敵對態度，當以非革命的方法求得政治的改善。”胡適於1932年11月首次同蔣介石會面，12月作《中國政治的出路》一文，明確表示要“努力造成一個重心”，並說，“國民黨若能瞭解他的使命，努力做到這一點，我們就祝他成功”。稍後，就從權門清客進而成為政要人物了。1931年9月，他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