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如此，不可謂變化不大。此外，他從世界主義退向民族主義，從*主義退向國家主義；放棄一度宣揚的聯邦自治的思想，在“愛國”的旗幟下，強調“統一”和“集中”。他說：“集中全國愛國家而不為私利私圖的有利分子，統率新興的大群眾，用革命的手段，剷除各方面的惡勢力，統一軍權政權，建設一個*政治的全國統一政府。”他表示：“權力集中是革命手段中必要條件。”李大釗也強調“團體的組織與訓練”。其實，李大釗的所謂“精密組織”和“政黨精神”，與陳獨秀說的“權力集中”是一致的。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3）

但是，陳獨秀很快就嚐到了“權力集中”的滋味。在中國共產黨內，作為總書記，他發現無法擺脫“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控制。為了維護黨的利益，他對抗過，掙扎過，但是無能為力。1927年，在國民黨血腥“清黨”之後，他作為一個犧牲品被拋棄了。由於處在共產主義的大系統內，他以自己的一貫的信仰、熱情，獨立的意志和見解，視蘇聯*領袖托洛茨基為同志。這樣，致使他與曾經委身的政黨長期無法達致和解。他一生中，堅持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鬥爭，與國民黨政權作鬥爭，同時與共產國際和共產黨內的自以為錯誤的思想路線作鬥爭。在他晚年，他關於*包括黨內*的思想，是十分光輝的思想，大可以看作是五四*意識的迴光返照。這時，*於他已經不是觀念的產物，而是社會、政黨和個人的現實命運的產物，沾帶了許多鮮血和痛苦，因此有著從前所沒有的深刻和獨到。例如，1940年9月他寫給西流的信，就有很大的篇幅論及*問題，發人所未發，至今仍然具有啟示的意義。他認為，*是“大眾政權”的根本所在，“如果不實現大眾*，則所謂大眾的政權或無級*，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所以，“以大眾*代替資產階級的*是進步的；以德、俄的*代替英、法、美的*，是退步的”。但是，他又認為“資產階級的*和無產階級的*，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因此，他給予近世*制，也即“資產階級*制”以高度的評價，認為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發明之一。他還論述了個人領袖與政治制度的關係，確認制度先於個人，大於個人。他指出：“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的*制而發生的呢？若不恢復這些*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於史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後十年的苦經驗，應該使我們反省。我們若不從制度上尋出缺點，得到教訓，只是閉著眼睛反對史大林，就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2＇畢竟是一個經歷了五四運動的“老革命黨”，所以才會在意識形態的濃霧的包圍中，保持如此澄明的科學理性；在政治指揮棒的擊打下，顯示出一種獨立的人格力量。自然，也得感謝命運的安排，如果不是脫離了共產國際的羈繫，不是經歷過不自由的監禁和自由的流徙，他也將很難領會到*的真諦。

但是，無論如何，他已經不可能恢復從前的啟蒙思想者的身份，操持著一種人文知識分子的文化話語了。

與陳獨秀不同，胡適的思想背景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性格溫和、儒雅、放達，從不履險，城府甚深。兩位新文化運動中的合作者，結果卻先後捲入政治，並且分道揚鑣了。胡適走的是政府的道路，雖然有時也會同權力者鬧鬧彆扭，但大抵是和諧的，因此無論在政界還是學界，都是“聖之時者也”的人物。陳獨秀卻無論入黨還是出黨，始終是“叛徒”，結局十分悲慘。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4）

正如把陳獨秀稱作激進主義的領袖一樣，胡適一直被看作是中國現代自由主義之父，近年來大陸對他抬舉尤甚。中國到底有沒有西方式的自由主義者？事情實在很可疑。如果單說“自由主義”，那麼不妨像我們的學者說的那樣，從“學理”方面審查一下理論的堅脆即可；但是如果要論及“自由主義者”，除此以外，大約總須看看實踐方面的情況如何，是否與有關的自由傾向相一致？總須看看個人與權力、環境、形勢的關係，當發生了許許多多的糾葛之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