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廠雖多，規模卻不夠大，加之政府還在遏制和打擊私企的發展，淘汰率很高。有的小富即安，見好就收；有的未能跟上形勢的發展、因款式、質量等原因而關門；也有的賺進一筆錢之後自暴自棄，賭博、玩女人什麼的。這一茬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熱情、豪爽、對生活充滿自信，那時的歌廳、餐館，經常看見他們的身影，聽見他們一擲千金的豪舉。人們帶笑笑說：“這幫鞋佬！”這茬老闆跟上形勢，至今仍留在第一線的已經不是很多，知名鞋企中如“吉爾達”的大老闆餘阿壽，“康奈”的老闆鄭秀康都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第二茬的鞋業老闆就大不相同了。他們大都出生於六十年代，無論讀書多少，總算受過現代教育，他們不再自己做皮鞋，他們以現代化的流水作業方式或生產皮鞋，以現代化的營銷網路實施經營，他們的企業動者數千人，他們是名副其實的企業家，人們也不再以“鞋佬”稱之了。如“奧康”老闆王振滔、“吉爾達”二老闆餘進華、“紅蜻蜓”老闆錢金波、“東藝”老闆陳國榮都是這一茬老闆中的典範。

我與錢金波都在溫州，但我們的相識是香港朋友介紹的。那是2000年，錢金波他們到香港開展銷會，這位朋友在香港的活動能力很強，幫他們張羅著請明星、邀媒體等等。她很欣賞錢金波的品位和能力，便給我打電話，讓我與錢先生相約見面。那時我對“紅蜻蜓”已經耳熟能詳，對“錢金波”的名字也已“如雷貫耳”。因為溫州知名的民俗學家葉大兵先生正在與錢金波一起編《中國鞋履文化辭典》，而葉大兵先生是我在文化局工作時的局長，至今仍有聯絡，他們編的辭典也由葉先生親自送到我的公司。並且我的學生取得“紅蜻蜓”在新疆的經營權，也常跟我提到錢金波。但我當時認為他無非是想標新立異，玩玩文化而已。見面之後，印像大變。他白晰的臉龐，戴著一副秀琅架眼鏡，說話不疾不徐，年紀雖輕，卻有學者風度。再讀《中國鞋履文化辭典》，參觀他的鞋文化展館，方知“紅蜻蜓”能在短短七八年時間，由白手起家到在全國有六七百間專賣店，年銷售額近十億元並非偶然。有學者稱，“紅蜻蜓”作為品牌，清新自然，喚起人們的童心，富有活力、詩意，帶有東方的民族特點，這反映了溫州企業界對品牌文化理解走向成熟。我忽然悟及，當1995年，“紅蜻蜓”公司建立之日起，錢金波已經在用文化來經營他的企業了，他不是在玩文化，而是從眾多的鞋革企業中走出一條自己的獨特的路。

提到獨特的路，我不由得想起了東藝鞋業有限公司和他的老闆陳國榮先生。東藝鞋業公司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排名是第九位，應當說是個規模很大的公司了。但“東藝”的牌子在國內遠遠不及一些二三流的名牌，原因是他們基本上做出口業務，極少在國內銷售。俄羅斯和中東諸國是他們產品的主要銷售國度，他們很少在國內媒體上做廣告，所以“東藝”的牌子在國內知名度不高。但2001年和2002年東藝公司出口創匯額都在三千萬美金以上，居全國同行業的第二位。除了繼續保持他們在俄羅斯和中東的市場優勢之外，他們又定出以美國為重點和突破口來推進國際市場的多元化的佈局。2001年東藝公司積極與美國第四大商業集團ELAN　POLO公司接觸，透過了該公司的供應商資格審查並簽訂了首批五萬雙的供貨訂單，在全國同行業中率先進入美國主流市場。

陳國榮個子不高，臉圓圓的，平時言語不多，沒有給人一種叱吒風雲的感覺。但也許正式這種沉靜的個性，使他走出了自己的有別於溫州其他鞋革公司的路。我與他時有見面，大都在會議上，平時甚少交往，但我能感覺到他的“寧靜致遠”的人生取向。

除了鞋革業老闆之外，服飾業的老闆也是溫州老闆的主要群體之一。從品牌這個角度來講，比之鞋業並不遜色。“莊吉”、“法派”、“夏蒙”、“高邦”、“美特斯…邦威”、“雪歌”、“報喜鳥”、“華士”等等品牌在全國卻有很好的知名度，經營的規模也不比鞋業小多少。但奇怪的是當上世紀七十年代，個體鞋廠蓬蓬勃勃地在發展的時候，服裝業卻只是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階段，幾乎沒有形成大的企業，更無企業集團。倒是鈕釦、領帶、拉鍊、絲織商標這些與之配套的服飾業搞得紅紅火火，蓬蓬勃勃。溫州橋頭的鈕釦市場在山溝裡，知名度卻響在全國。

我進文化界之前在紡織部門工作，有這方面的技術。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便利用自己的技術悄悄地辦了一個絲織商標廠。我那時已經萌生了退意，想從文化界退出，下海辦工廠了。別看每件衣服僅僅在領頭或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