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個膽大應當不是盲目的，是源於他們對溫州房地產業走勢的正確估計。如我輩的房地產商眼力不濟，前瞻性不到位，嚇得落荒而逃，跑到地價相對較低的外省去做房地產了。在外地，土地價幾十萬元一畝，市中心也不過一、二百萬元一畝，在我們這些相對膽小的老闆的承受力之內。

要說明的是並非去了外地做房地產的都是小老闆或膽小的老闆，有許多人是一種規避風險的戰略轉移，做得依舊非常大。如“新湖”集團，以杭州為基地，全國好幾個省有他們的開發專案。原市檢察院副院長鄒麗華，市委秘書長葉正猛，下海後都是加盟“新湖”集團的。又如溫州城市建設開發公司，光在杭州的一個專案就達二十萬平方米。“新湖”集團的老闆黃偉先生我不熟悉，溫州城市建設開發公司的總經理王忠浩先生與我可以稱朋友。我提到的那個市中心的小地塊，就是與他們公司合作的，我們投了40％，“城開”公司投了60％。沒有他們的精確計算和苦心經營，這麼貴的地價是很難成功的，這就體現了企業家的眼光和魄力。最近，溫州的報紙在評選溫州十大城市運營商，溫州城市建設開發公司榮登榜首，也是對王忠浩先生的能力與魄力的一個恰當的評價。

還有一部分老闆去外地開發並非膽小，而是因為初入行，先到地價相應較低的地方小試牛刀。如曾經與我在其他專案中合作過的陳定華先生、楊望鳴先生等便是如此，一旦外地的房地產業成功，便又“殺回老家鬧革命”。陳定華如今是全面開花，一口氣在溫州本地、安徽、江蘇、上海等地連辦了五六家房地產公司。

房地產這個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因為它是高風險產業，大投入，大產出。有時一個專案下來，老闆發家致富，立定腳跟，繼續前進，進入良性迴圈。有時一個專案套住，老闆從此一蹶不振，萬劫不復。所以房地業界老闆變化較大，不斷有人進去，也不斷有人出來，很難統計一個比較正確的數字。據各地溫州商會的簡單匯總、溫州人在全國各地共有兩千多家房地產公司，動用的資金近千億！

包天包地，溫州老闆的膽子大矣哉！

“鞋佬”及其他

“鞋佬”是溫州人對做鞋師傅或補鞋師傅的暱稱，後來又引伸到皮鞋工場或鞋廠的老闆，都被稱為“鞋佬”。在溫州的老闆群體中，“鞋佬”無疑是最大的群體，也是最有實力的群體。因為鞋革製品是溫州的傳統產品，發展早，從業人員多。清末民初流傳一句話：台州有殺不完的頭，溫州有殺不完的牛。台州“綠殼”（流寇）多，常有被抓住殺頭的。溫州製革行業發達，天天在殺牛。明嘉靖年間，“胖襖褲鞋”被列為溫州的貢品。清光緒《浙志便覽》稱溫州的“錫器牛皮，為浙之冠”。鞋革製品的豐富，帶動了鞋革貿易的繁榮，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溫州市中心的府前街都是鞋革製品的專業街，鞋店林立，裝潢講究。我至今還記得好幾間鞋店的櫥窗裡擺放著一支支大大的鹿茸，鹿茸的杈枝上擺放著一雙雙漂亮的皮鞋，特別是小巧的女鞋，很引人注目，現今的皮鞋店還未有這麼講究，擺放的方式也缺少這種創意。我那時還小，對皮鞋不感興趣，我到府前街只是因為想看那擺放皮鞋的鹿茸。

解放後，人們大都穿解放鞋，特別是文革之中，軍裝、解放鞋大行其道，府前街的鞋店不復存在，溫州商業街少了一道美麗的景觀。直至七十年代，形容人的時髦，又用上了“皮鞋尖頂，襯衫硬領，褲腳筆挺”的詞語。溫州的鞋革業又開始發展和發達。國營鞋廠和集體鞋廠是主力，有手藝的“鞋佬”打游擊，開始在家辦工場。後來，鞋廠職工白天到廠上班，晚上為個體鞋廠做私工；再後來，國營、集體鞋廠紛紛關門，私企，民企鞋廠取而代之。上世紀七十年代，溫州市區有鞋廠十多家，八十年代發展到一百多家，九十年代更發展到兩千多家，加上做鞋底，鞋革，鞋材等等與之配套的企業，溫州滿街都是“鞋佬”。九十年代初，溫州的市容市貌還未嚴格管理，馬路上的攤位不少，人們說：“鞋攤擺路頭，鞋佬滿街走。”發展到如今，溫州成了“中國鞋都”，鞋革企業四千餘家，從業人員三十多萬人。據說溫州鞋的國內市場佔有率為20％。我向鞋革協會的人打聽：這些個數字包括不包括溫州人在外地辦的鞋廠和承包經營的鞋革企業？他們直搖頭：“那就無法統計了。”

溫州鞋廠的老闆，由於鞋革起步早，已經換過一茬了。第一茬的老闆大都做鞋出身，文化不高，從家庭作坊開始，隨著業務的拓展，一步步擴大的。他們肯幹，吃苦耐勞，但生產與運輸的方式還比較傳統，因而當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