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處訂了一個小小的絲織商標，這個絲織商標卻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是服裝上不可或缺的配件。而織絲織商標卻是絲織業中技術性比較高的行業，我夫人他們全家人都從事這個行業的。她爺爺、父親、叔叔、弟弟都辦過這種企業，而且技術上都能配套。有做紋織設計的，有做保全工的，也有做擋車工的，大家自己動手，既是老闆，又是技工。我辦的廠叫雙龍絲織商標廠，由我做商標設計兼管技術，我夫人做紋織設計，她弟弟負責金工及保全，她妹妹和幾位工友來做擋車工。工廠的規模很小，僅有幾臺機，由於小，產品換檔靈便，正適合了那時服裝業的需要。來我們這裡訂貨的服裝廠規模也都不大，倒是有幾個鞋廠來訂絲織商標的，數量較大。說明當時的鞋廠規模比服裝廠大，這也是我對服裝業和鞋業比較熟悉的原因。

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經萌發退意，除了辦絲織商標廠之外，我還辦了個專做出口的軟包裝食品廠。就是與本書提到過“中聯圖書公司”的老闆李湧合作的，他的哥哥作家李濤也是這個企業的股東。我當時還在文聯應卯，又辦了這麼兩個企業，小孩還在唸書，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並且因為要拿文聯這份工資，辦企業的事還需半遮半掩，不能在單位公開，對領導欲培養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好意，也只能敷衍敷衍了。直到我開始做房地產、這兩個企業才停辦。也算在此暴露一段隱私，順便請我的領導和同事原諒。

說遠了，再回到服裝業上來吧，因為我做商標，知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服裝業還未有能與鞋業相比的旗艦級的企業，服裝業的大發展是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的事。

在溫州的服裝業老闆中，朱愛武的年紀不大，起步卻是比較早的。我認識她時她已經從賣服裝轉到生產服裝上來，並且在市區的吳橋路擁有自己的大樓，廠房挺氣派的。但那時她還未有自己的牌子，而是與上海合作，打著上海春秋服裝廠的牌子，生產西裝和休閒裝。我還買過她所生產的服裝，因為是熟人，價格優惠。她帶著我們在她的大樓裡跑上跑下，既顯得高雅而又利索。後來，我還帶著外地的朋友去買過她的服裝，再後來，在飯局上也碰過幾次，她仍然是一襲黑色的衣裙，只是樣式和用料的不同而已。秀氣中透出幹練，難怪後來有人稱她為溫州的美女老闆之一。

“高邦”的品牌大約是1995年下半年亮出來的，與“高邦”先後的還有“美特斯·邦威”、“森馬”等，都走著休閒服連鎖的路，這路是從洋人那邊學過來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路。先前溫州人的仿冒很出名，現在的溫州人也仿卻不“冒”，仿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營銷理念，“高邦”與“美特斯·邦威”等的成功之道就在於此。關於這種“仿”，朱愛武在接受中央電視臺《半邊天》欄目組的採訪中有個精闢的說法：“明天是一個不可預知的世界，會有更多更新的發明呈現你面前，要想做一個與時俱進的企業，惟一的秘訣就是學習，學習，再學習。幾乎所有溫州產業，從皮鞋、服裝、電器到打火機，創業之初都是在模仿中長大的。我覺得模仿並不可怕，我們知道學毛筆字，一個最快的捷徑就是臨摹……”

“高邦”集團經過七八年的現代化運作，在全國各地已經有四百多家專賣店，2OO2年的銷售額超過了四億元人民幣。朱愛武也擔任了中國服裝業協會休閒專業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但與王均瑤一樣，我現在已經很少見到朱愛武了，不知還穿她的一襲黑色的衣裙否？

驪谷服飾有限公司的老闆之一，副董事長馬寧，原先是溫州電視臺的節目主持人，出鏡率很高，因而在溫州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成為服飾界的老闆之後，當然仍舊引人注目，是服裝界的幾位美女老闆之一。由於有文化，2OO1年她受聘為中法江蘇時裝中心服裝教育專家，聘書還是由法國國民教育部長梅朗頒發的。驪谷擁有“中國十佳設計師”中的兩名王牌設計師，祁剛和胡曉明，驪谷的實力可想而知。驪谷的大老闆，董事長兼總經理錢維當然也是很有實力的，2OO1年在深圳舉行的“南北女裝對話”，他便是主角，只是因為馬寧出身電視臺的關係，更為社會所知而已。

提到服裝老闆，特別是女裝，不得不說到“雪歌”和“雪歌”的老闆陳迷麗。朱愛武是從買衣服開始的，將自家的門一開，掛上衣服就賣了。陳迷麗是從做衣服開始的，也將自己家的門一開成為一間小裁縫鋪。朱愛武稱自己三百元起家，陳迷麗一臺縫紉機，一把剪刀一條裁縫師傅的軟尺，頂多二百元而已。兩人的年歲也差不多，又都是“美女老闆”，異曲同工。我知道陳迷麗比較早，因為我手下的一個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