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也吃不準，這種褲子到底是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但他們認為反正是不好的，兩頂帽子戴哪頂都可以，要堅決剎住這股“妖風”。怎麼剎住這個壞風氣呢？當時的民兵指揮部的總指揮叫做廖富貴，他想出的辦法令人拍案叫絕。不管你現在具有怎麼豐富的想像力，恐怕也猜不出他的辦法。他親自帶隊，讓“民指”的人分成幾個小組，每組發給一個空的啤酒瓶，到五馬街等鬧市區巡邏。一見到穿“筆管褲”的人，就拉住他，用啤酒瓶子從人家的褲腳處往裡面塞一塞，能輕鬆地塞過去的，算符合標準。比較緊的，告誡你回去改一改，如果塞不進去，對不起，剪刀的幹活！立即將你的褲腳剪開，狠力往上一撕。不由得你不哇哇叫著趕回家換褲子。有的撕得太高了，連裡邊的內褲都看得見，女青年急得直掉眼淚。一時間五馬街、解放路一帶弄得雞飛狗跳。

我女兒聽說後很驚異，張大眼睛問她母親，爸爸寫的這些都是真的？我太太點點頭：“當然是真的。”並列舉了她的女伴為例。當年她見了紅衛兵跑得快，沒讓剪褲子。她的女伴稍稍慢了一點，讓檢查的民兵逮了個正著，褲子被一撕老高，急得她直哭，還不敢回家，怕挨父母罵，誰讓你趕時髦！

問題是既然稱“時尚”，它就不可能一成不變，要“新異趨時”。沒過多少時間，大約離撕褲子不到一年，回溫州探親的華僑年青人不穿“筆管褲”了，穿的是喇叭褲，褲腳處開著大口，長長的，走路彷彿用腳在掃街。又是一個資本主義或者修正主義的花樣！年青人卻競相仿效，你們不讓穿“筆管褲”，我們就穿喇叭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民兵指揮部又定了個新標準：褲腳的大小在一個啤酒瓶與三個啤酒瓶之間。如果不是親歷的事，誰又會知道或者聽懂這個什麼勞什子的規定！其實，說清楚了也簡單，就是民兵小分隊上街檢查的時候多帶幾個啤酒瓶，你的褲管子的大小度要在能塞進去一至三個啤酒瓶之間。塞不進一個啤酒瓶太小，已講過，塞進三個啤酒瓶太大，那肯定是喇叭褲無疑，其結果也是剪一個口子，嗤地一撕而開！本身褲子已大，撕開之後更是飄飄揚揚，那景像即滑稽又可憐，真讓人哭笑不得。我同寢室的一位年青人，就曾因為穿喇叭褲被撕過褲腳。他家住市中心，離被撕的地點五馬街很近，但他不敢回家換褲子，只好步行五十分鐘到在三板橋的廠宿舍去換。一路上他罵罵咧咧，旁觀的人指指點點，其尷尬可想而知。此前他曾經動員我也做一件喇叭褲，我嫌喇叭褲太誇張，沒有仿效，被他奚落為老古董。這會兒輪到我笑他：“你不古董，現在真好看，一路飄飄揚揚的。”氣得他想打我。就在前幾天，我在松臺廣場見到他，他正在打太極拳，看見我便高興地停下來寒暄，有時髦女郎穿露臍裝從旁邊走過，他搖搖頭說：“現在的年青人啊！”我忽然想起喇叭褲事件，心中暗暗發笑。可見時尚是年青人的專利。

順便提一下，那位首推“啤酒瓶法”的民兵指揮部總指揮廖富貴後來失勢，被另一派隔離審查，很快上吊自殺。溫州老百姓不大相信，街談巷議甚多。這人一向嘻嘻哈哈，不大幹正經事，自殺不屬於他的性格。認為他的死也屬溫州文革疑案之一。

溫州總是走在時尚的前頭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大量走私貨流入溫州，年青人的時尚就不僅僅是向回溫州探親的年輕華僑學習了。他們從隨著走私貨一起進入的港、臺雜誌吸取了不少時尚訊息。譬如以前提到過的手拎四喇叭，放送鄧麗君的《甜蜜蜜》就是其中之一。還有幾位朋友相約，到公園或旅遊景點，將四喇叭開得震天響，然後就著音樂跳計程車高（迪斯科）。衣著上身大都是緊身衣，下穿喇叭褲，曲線畢露的上身和寬大的下身形成鮮明的對照。

說到這裡要向諸位介紹一個裁縫學館，叫“黃益冬裁縫學館”。我認為這位黃益冬對推動溫州的時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溫州的服裝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服裝廠製造的，大批清一色的中山裝或便裝。二是個體縫紉師傅根據顧客要求做的服裝。三是從上海等地採購的服裝。這些服裝除私人縫製的之外，大都整齊劃一，無時尚可言。年青人就動腦子自己裁剪縫紉。諸如“筆管褲”、“喇叭褲”及緊身衣之類。市場上沒賣的，個體裁縫戶又不敢做，怕民兵指揮部來砸飯碗，他們便“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技術來源就是這個“黃益冬縫紉學館”。這個學館在市中心的石坦巷，地方不大的幾間居民屋，擺了一些縫紉機。一二個月一期，來學習裁剪和縫紉技術的人一撥又一撥。其中有的是學習一種養家餬口的技能，將來自己作個體縫紉戶。有的來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