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下，自己裁剪從走私的畫報上看來的時髦式樣，或借華僑親友帶回來的新式衣褲學著做。從“黃益冬學館”出來的學員有的是後來的服裝廠老闆，也有的是服裝廠設計師。應當說這個學館對溫州的時尚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個學館是溫州現時眾多職業技術學校的祖師爺。可惜我無緣認識這位“黃益冬”，只知道是位女士。

除“黃益冬裁縫學館”外，還有“朱道生縫紉學館”，以及許多縫紉培訓班，他們為溫州的時尚打下了基礎。

大約是1983年，我任副主編的《文學青年》雜誌組織了一次青年作家筆會，來的作家還真不少，有些至今仍活躍在文壇上。如河北的作家鐵疑、四川的作家雁寧（即後來的雪米莉）和黃放、江蘇作家範小青、上海作家張振華、廣東作家袁敏、浙江作家李杭育、北京作家郭小琳（名詩人郭小川的公子）等等。筆會結束時，我們在當時算比較高階的雪山飯店開了個聯歡酒會，也組織了不少溫州文學青年參加。那時還未有後來的專追港臺歌星的“追星族”，文學青年要追的是年青的新銳作家，來參加聯歡會的人便很多，氣氛非常熱烈。作家們的即席發言，大部分是讚美溫州人的漂亮和穿著時髦的。雁寧說自己很注意，“一個星期幾乎沒有發現女青年有穿相同花色和品種的衣服。”同是四川的青年作家黃放糾正說：“有，我看到過，有三位穿著一樣的睡衣坐在弄堂裡聊天。”他們的話引起鬨堂大笑。

所謂司空見慣，我們編輯部的人生活在溫州，並未對溫州的著裝十分注意，經他們一說，大家都感覺到溫州與外地的不同。特別是赴外地組稿或開筆會，看多了那些青古板，或雖時髦卻大家一起穿的服飾，乍一回到溫州會有多姿多彩，耳目一新的感覺。也就是說溫州人已經注意了時尚的個性化，而不是像七十年代初那樣你穿“筆管褲”，我也穿“筆管褲”，你改喇叭褲，我也改穿喇叭褲的一窩蜂了。那次會議之後，其他作家陸續返回，雁寧與黃放從雪山搬住市內賓館。他們說要好好觀瞻一下溫州的時髦（這裡還是用“時尚”比較合適，可見此詞流行有一定道理）。有可能的話找到一位漂亮的溫州女朋友則更好。時尚溫州的魅力略見一斑。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溫州的時尚已經沒有了這種比較分明的“波”，而且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時尚，也就是說開始分化了。

我穿衣服一向保守。前面講過，諸如喇叭褲之類的新潮貨就未穿過。我也不去私人裁縫鋪去做衣服，怕質量難保證，我只認定上海的服裝，端正大氣，做工比之溫州好。記得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濤從杭州回來告訴我，許廣躍現在穿衣非常講究，襯衫只認“金利來”。“金利來”當時的價錢是八十到一百元人民幣一件，而我穿的上海襯衫二十元一件，於是我對許廣躍這位作家朋友肅然起敬。我那時剛下海做房地產，許先生也差不多同時下海做房地產，他已經到了“金利來”階段，而我還穿上海的“綠葉”。但現在回想一下，只是我個人不會“新異趨時”而已，其實那個時候溫州也已流行名牌了。最早的就是“金利來”，接著是“皮爾·卡丹”、“夢特嬌”一類的，而且這種流行還是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頭。有段時間，專門有人來收購已經穿過的夢特嬌T恤衫，而且價格還不低，總在二三百元一件。開始不知道他們收購舊衣幹什麼，在溫州，舊衣一般都很便宜。後來才聽說，外地夢特嬌剛流行，溫州已經過時了，他們收購過去洗一洗，染一染，然後經過熨燙定型，當新的賣，價格七八百元一件。

再接著是“法國鱷魚”，溫州人指的是鱷魚頭朝外的（頭朝內的是香港鱷魚）。似乎鱷魚流行得最廣，時間也最長，到後來從工薪階層到大老闆人人都穿。一打聽才知道，溫州有假冒的，做得很好，能以假亂真，價錢只有百來元一件，僅是真傢伙的10％。我也有過一件，別人送的，洗後縮水，穿了兩次就沒法穿了。

現在溫州流行的是BOSS、範思哲，還有更高階的FELE一類的。對於名牌的檔次我一向無概念，去了兩次巴黎之後才稍許明白了一點，在巴黎的“春天”百貨公司和“老佛爺”百貨公司之間有個高階服裝店，那裡的時裝分級很清楚：皮爾·卡丹在一樓賣，鱷魚一類在二樓賣，BOSS一類在三樓，四樓當然更高階。溫州的中產階級已經到了“三樓”了。

其實，衣著體現著一個人的品味，也體現一個人的品位。我總是跟不上趟，有次在上海還鬧個笑話。我與公司幾個人去上海，辦事之餘逛了淮海路，在“巴黎春天”看到一件茄克衫，同行的人都說適合我穿，看看價格4300元，我心想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