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溫州的這種經濟結構和執行方式，是當地實際情況的產物。溫州也希望國家能多投資辦一些國營企業，希望國家多給一些計劃物資、資金、能源、商品等，但國家拿不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就只好利用民間的人才、資金、技術來發展本地經濟，更好地透過市場調節部分去獲得必須的原材料、能源、資金、技術和商品。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對溫州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來溫州的國營和集體經濟就相對比重變小了，但本身並沒有萎縮，其發展速度與全國是同步的。”

這個報告透出了這麼幾個資訊：一是溫州不是資本主義，這對溫州的壓力大大地減輕，畢竟是權威部門的定論。當時有種說法，叫做“深圳打雷，溫州下雨”，同樣的事，同性質的社會現象或經濟執行方式，如果有領導認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幾聲就過去了，不會作處理，那畢竟是特區。而在溫州便會下大雨，澆得人灰頭土臉，一身汙水。有了這個報告，溫州不再“下雨”了。　二是承認確實因為國家的政策問題，不對溫州進行投資，溫州人只能這麼做，總要給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國營和集體經濟的比重問題，要在今後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調整。在1989年，持有這樣的觀點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它對日後“溫州模式”的宣傳及推廣，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產到戶：吃第一隻螃蟹的溫州人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好喜歡的是剛剛分了田，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土地。農民們唱著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勞動著，一邊計算著今年收成大約有多少。繳了田糧留足口糧之後能有多少剩餘，幾年之中可以將棚屋變成瓦房，或將舊屋翻新。

雖說是“七山兩水一分田”，當時的人口比之現在要少，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飽飯的問題，可惜的是這般讓農民休養生息的時間太短了。先是互助組，接著是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間，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進入高潮，城市的工廠企業全部公私合營，農村建立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農民又失去了自主權，敲鐘下田，吹哨收工，幹好幹壞一個樣，你的勞動力評定是十分值，幹一天就是記十分，但這十分或八分還沒有實物或金錢的價值，價值是全年下來後經結算才知道，可能一個工分值五分錢，也可能一分錢都不到。再加上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就低了，開始吃不飽飯。這會造成惡性迴圈，工分值越來越低，積極性也越來越低。他們中一些頭腦活絡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產到戶”。田還是合作社的，但分給各家各戶種，定下一年納多少田糧，繳多少糧食給合作社，餘下的就歸各家各戶所有。也就是說，“包產到戶”這個概念是溫州人首創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實施，徒喚奈何。於是李雲河站出來了。他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永嘉縣委副書記。他經調查研究，帶頭支援農民的要求，並派幹部到三溪區燎原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包產到戶試驗。那是1956年5月份，農業生產耕作是以季來見效果的，當年秋收，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業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別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雲河便向全縣推廣，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個高階社實行了包產到戶，全溫州地區則有一千多個高階社實行包產到戶，計有社員17。8萬戶，約佔入社總人數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雲河發表了調查報告《“專管制”和“包產到戶”是解決社內主要矛盾的好辦法》，並上報溫州地委、浙江省委、華東局和中央農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報》全文刊登了該報告。大約李雲河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解決矛盾的好辦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產力，浙江省委也認為是個好辦法。

但到了當年的10月31日，新華社發表題為《鞏固合作化事業，拋棄資本主義道路》的批判“包產到戶”文章，《人民日報》、《解放日報》都予全文刊登，這其中四次點名批判李雲河。其後，永嘉一批幹部被打成“右派”，李雲河首當其衝，是“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下放工廠勞動。

我認識李雲河已經是二十多年之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協會在杭州南空療養院開筆會，一位溫州作家陳康謹在撰寫有關李雲河的報告文學，邀請李雲河先生到會。二十幾年的艱苦生活，雖說使得李雲河白髮蒼蒼，卻未有挫光他的銳氣，談起農村問題滔滔不絕。二十幾年中他仍舊思考這些問題，真是“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歸批判，溫州地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