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

上海與溫州確實有著特殊的關係，上海的理論家對溫州的認識領先於全國其他地方。1987年2月，由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袁恩禎先生主編的《溫州模式與富裕之路》對溫州模式進行了概括，認為是“以個體經濟為主要內容，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市場為基本形式，一條透過發展商品經濟而實現農村致富之路”。與此同時，著名的經濟學家董輔礽及趙人偉在《經濟研究》上發表題為《溫州農村商品經濟考察與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探索》一文，認為溫州模式是“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以家庭和聯戶經營的民辦工業同專業市場，農民購銷員和民間信貸相結合為特點的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治窮致富”的“一條可供選擇的路子”。

溫州農村經濟的發展，國內理論界對“溫州模式”的介紹，也引起了國外新聞界的注意。1986年8月31日，西德《明鏡日報》刊登了記者喬尼·埃林的專題報導《溫州，中國的實驗田》，報導中指出，“改革給溫州帶來了生機。農村人口超過八億的中國，溫州具有特殊的意義”。1987年3月9日到15日，日本《讀賣新聞》連載《溫州——蜜桔的故鄉》，介紹溫州農村家庭工業蓬勃發展和農村由窮變富的情景，指出“在全國，溫州大概可以說是最有生氣的城市”，“溫州在耕地有限，交通不便的惡劣條件下，引進商品經濟，依靠農民自己的力量，僅用了八年時間就把產值翻了兩番”，“溫州被稱為改革的樣板”、“中國的報紙和經濟刊物稱其為‘溫州模式’”。

我記得，寫這篇連載文章的日本記者名叫高井潔司，一位高個子，有著一張圓臉的隨和的年輕人，我們在我的朋友吳邑先生家中見過面。我們一邊拉手寒暄，一邊都覺得似曾相識，忽然大家都想起來了，在火車的軟臥包廂裡！世界雖大，巧合總還是有的，我們都很開心。他採訪過作為溫州最早的一批企業家之一的吳邑，並且成了好朋友，而我與吳邑是多年的朋友。他當時造了一幢新房子，裝潢得很漂亮、很現代，我常帶外地的文化界朋友上他家參觀，他也總是熱情接待。《人民日報》的一位女記者還曾報道過他，可惜不久他去了義大利，高井潔司也奉調回國，不再常駐中國，便失去了聯絡。

七年之後的《讀賣新聞》又以《溫州市的成功》為標題，指出“溫州的農民以聯合投資的方式，興辦起各種家庭工業，生產易於批次生產和運輸方便的各種小商品，開展一村一品運動，形成一種專業市場。推銷員遍及全國各地，形成獨自的銷售網。”，“溫州市的成功被稱為溫州模式”。也就是說，國外的新聞界和理論界也注意到並認識到“溫州模式”對全國農村的發展所具有的巨大意義。

對於“溫州模式”的認識與宣傳，全國政協副主席，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更走在經濟學家們的首列。1986年，他就在《瞭望》雜誌上著文稱：“‘溫州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它發展了家庭工業，而在於提出了一個民間自發的遍及全國的小商品大市場，直接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建立起一個無孔不入的流通網路。”而後他又說：“溫州地區所走的道路乃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勞動致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發展道路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溫州模式比蘇南、珠江農村經濟發展模式更具有典型意義。”（1986年4月21日《世界經濟導報》）一位德高望重的耄耋老人，能有此種敏銳的眼光，超前的意識，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正由於費老對溫州的貢獻，我們溫州國貿大酒店的店名便是輾轉相托，請費老先生題寫的。一方面表達對費老為溫州鼓與呼的敬佩之意，另一面是借費老的大名以壯國貿的聲威。費老生得魁梧壯碩，卻又具有儒雅學者的風度，他的字頗具氣勢，卻又含而不露，也可謂字如其人。遺憾的是在本書即將出版之時，費老卻已仙逝，令人嘆息。

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又有這麼多的名人與媒體的關注，國人的認識也起了很大的變化。1989年10月，國務院研究室的兩位專家在浙江省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幹部陪同下，在溫州作了為期八天的調查，寫出了《關於溫州問題的調查報告》。報告認為：“雖然溫州的經濟結構和執行方式比較特殊，個體、私營和市場調節的成分佔的比重確實大了一點，需要積極引導和調整，但如果據此就認為‘溫州模式’是資本主義模式，那也是不成立的。因為：第一，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和需要所決定的，是我們必須長期實行的方針政策；第二，我國現階段的個體、私營經濟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個體、私營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