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等身，返英時，已經頂著大漢學家的光環。他於1897年全票當選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坐上首任教授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逝世後空出的位置，一坐便是三十五年。

翟理斯之首要貢獻，是改進了威妥瑪創立的拼音法，以英語讀音來標讀漢語，為當時的中國及世界普遍採用，併成為漢語拉丁化的標準拼寫方式，稱為威妥瑪…翟理斯拼音法。由於英語已取代法語，成為國際漢學界的通用語言，這一拼音系統的創立，便顯得尤其重要。其實，威妥瑪…翟理斯的標音雖然使英語人口能輕易讀出中文，但發音與原文相去甚遠，反讓中國人不懂，比如將北京拼為Peking等。但在現代漢語拼音推廣之前，威氏拼音法盛行了近百年，早已深入人心，以致新中國政府在對商標進行整頓規範時，為顧及一些老字號數十年積累的商譽，准許維持原有的威氏拼寫方法，如中華香菸（CHUNGHWA）及青島啤酒（TSINGTAO　BEER）等均屬此例。

第六章　領事館漢學（9）

翟理斯的成就，遠不止於改進威妥瑪拼音法。他的學術成果，其一為通史類著作，如《中國文明》、《中國文學史》、《中國繪畫史簡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等。其中《中國文學史》一書影響較廣，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便曾提及；其二為辭書類著作，如《華英辭典》、《中國名人譜》（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898）收入人名2579條。他畢生致力於介紹中華文明，大量選譯中國文學作品，如《中文選珍》、《紅樓夢》（摘要本）、《英譯漢詩》、《莊子》、《聊齋志異》（選譯本）；他根據聊齋《蓮花公主》改寫了一部芭蕾舞劇《蜜蜂》，1916在歐洲上演，頗為轟動。他還一譯再譯了《佛國記》（1877年、1923年），1905年寫《中國繪畫藝術概要》，1911年編《古今圖書整合索引》。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兼國學院院長林文慶在1929年完成《離騷》的英譯時，他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R·Tagore）作了序。他還著有《嶍山筆記》（1914年）、《儒家及其競爭者》（1915年）等，並對《論語》、《孟子》、《老子》、《莊子》等思想經典作了部分翻譯。他和他的兒子對《莊子》都很有興趣，各有自己的《莊子》節譯本。1957年，英國出版了他用三十八年時間編成的《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目錄》。

但辜鴻銘認為，翟氏固然著書繁多，但缺乏哲學家的洞察力，甚至缺乏普通常識。能翻譯中國的句子，卻不能理解闡釋中國的思想，造成他那本《華英字典》材料組織安排無能，不像字典，只是詞語句子的堆砌而已。辜鴻銘又說，翟氏的《中國名人譜》缺乏最起碼的評判力，將古代聖賢與神話傳說中的人物混為一談。他在談及翟理斯出版的各類筆記時攻擊說：“它給人的印象就彷彿是翟理斯博士不厭其煩地寫這些書，原本並不想告訴世人關於中國人和他們的文學之任何東西，而只不過是向世人炫耀一下：我翟理斯博士是個多麼淵博的漢學家，我知道的關於中國的東西，比別的任何人多要多得多哩。此外，在這裡，翟理斯博士和在別的場合一樣，總表現出一種缺乏哲學頭腦，與一個學者不相稱的令人不快的粗率和武斷。正是由於這些特點，像翟理斯博士之流的漢學家，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說過的那樣，在實際居住於遠東的外國人中，落下了名不副實的笑柄，並遭到了被視為傻瓜的奚落。”（見《一個大漢學家》，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7）

以辜鴻銘的性格，無名小卒是絕不會讓他興奮的。他的行為有時像失控的鬥犬，對批評中華文明者，他奮起怒罵；對推崇介紹中華文明者，他照樣奮起怒罵。

《中國歷史及其他概述》

（Herbert　A。　Giles；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Thos。　De　La　Rue　&　Co。；　London；　1882）

翟理斯留下的著作中，以此書最為稀罕。此書與他的另一本書《中國人概述》（Chinese　Sketches）名字近似，卻並非同一本書，不可混淆。《中國人概述》一書出版於1876年，成書時，翟理斯在中國生活了八年。而《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