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姆萊擔任部長——的備忘錄，聯名要求停止迫害猶太人和基督教會，恢復公民權利和重新建立一個不受黨和黨衛隊一秘密警察干預的司法系統。

施特羅林透過隆美爾夫人，把這個備忘錄送給這位陸軍元帥，這個備忘錄似乎對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

1944年2　月底，他們兩個在烏爾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爾家裡促膝談心。

［這位市長後來敘述道］我告訴他，東方戰線上某些高階陸軍軍官提議逮捕希特勒，強迫他在電臺上宣佈退位。隆美爾同意這個想法。

我又告訴他，他是我國最偉大、最得人心的將領，在國外比任何其他將領都更受尊敬。我說：“你是唯一能夠使德國避免發生內戰的人。你必須以你的大名來贊助這一運動。”隆美爾遲疑了一下，最後作了決定。

他對施特羅林說：“我想，出來挽救德國是我的責任。”

在這次以及所有以後同密謀分子的會見中，他都反對謀殺希特勒——不是由於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於實際考慮。他認為，這個獨裁者如果被殺，就會成為一個烈士。他堅決主張由陸軍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國法庭，根據他對本國人民和佔領區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懲治。

這時，命運又為隆美爾帶來另一個影響。這種影響來自漢斯·斯派達爾將軍。斯派達爾在1944年4　月15日擔任這位陸軍元帥的參謀長。他也是一個謀反分子，雖然與施道芬堡分屬不同的密謀集團，但兩人都是不同尋常的陸軍軍官，他不但是一個軍人，還是一個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