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太祖的時代，解縉就因為其個性而仕途坎坷。他曾經到兵部去索要奴隸，出言傲慢。尚書沈潛報告皇帝，皇帝說：“解縉敢玩世而放肆嗎？”於是改任解縉為御史。當了御史的解縉仍不老實，李善長因為“謀反集團”的案子被誅殺，解縉居然辨不明政治風向，代郎中王國用起草為李善長鳴冤叫屈的上告信，並上奏到皇帝那裡。他還幫人起草彈劾都御史袁泰的上告信，使得袁泰也非常恨他。當時近臣之父都可以覲見皇帝，皇帝對解縉的父親說：“大器晚成，你帶你的兒子回去，讓他進一步學習，十年之後再來，大用未晚。”

解縉一回家就是八年，但這八年並沒有使一個才子學會如何韜光養晦、低調做人，如何在朝中做縮頭烏龜，生存自保。1410年，明成祖北征，解縉上京奏事，拜見了皇太子後返回。隨後，被人誣陷。朱棣既從侄兒手中奪取皇位，對皇太子的權力也很警惕，於是，聽從了讒言，將解縉下獄。

過了近五年，錦衣衛統帥紀綱呈上囚犯花名冊，朱棣看到解縉的名字，說：“解縉還在世上嗎？”紀綱於是將解縉灌醉後埋在雪中，致其死亡。解縉死後即被抄家，妻兒宗族都被髮往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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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自卑與鞏固權力（1）

考察了明帝國在文明史上的遺蹤，凌滄洲先生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經歷了一百年左右的征服和奴役，明帝國建立後，已經淪為半野蠻化。

半野蠻化體現在帝國統治者的觀念上，體現在政治、風俗、行政體制上，體現在人權、自由指數比起1279年以前大大下降的方面。

明太祖是自西漢以降出身布衣的元首，即使漢帝國的劉邦先生，也是一亭長，好歹是國家的底層管理人員。而朱元璋卻是一個徹底的農民，識字不多，註定了其先天的不足和靈魂深處的自卑。馬基雅維利在《君王論》中曾提出：君王要避免讓人蔑視和憎恨。而農民元首的卑微出身，註定要被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蔑視。正視朱元璋內心中的自卑，就足以瞭解其立國後苛酷集權、濫殺功臣、打擊知識分子尊嚴的一些做法。明太祖用這些專制恐怖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權威，彌補自己的心理缺陷。這正如《怪物史萊克》中的侏儒統治者法誇要用高高的城堡和浩大的場面來彌補侏儒的自卑一樣。在先天條件上，由於唐宋開國的太祖、太宗基本上都是從地方長官和朝廷高階軍官的位置上取得天下的，所以他們的心理包袱要小，而心胸相對寬廣。

農民元首的侷限還不僅在於自卑，更重要的是對天下、民族、政權的判斷，已經完全經過了洗腦。雖然我不否認，朱元璋在反抗元暴政上有功勞，但是他對元朝統治的認識是完全模糊的，是否可以這麼說，這種不能分清文明角逐、民族存亡的意識，也遺禍了幾百年，以致在幾百年後明帝國淪陷時，許多人都無法反彈起足夠的民族意識。

根據《明史》中太祖本紀的記錄，1368年，朱元璋對徐達說：“中原百姓，流離相望。將帥北征，救民水火。元朝祖宗有功德於民，其子孫不顧百姓死活，老天厭棄他們。”

元的早期征服者有何功德於民？西征南下，殺人無數，屠城無數，難道是功德？朱元璋無法解釋古中國的滅亡，無法解釋漢族權力淪陷和權力真空的事實，必須以王朝天命的觀念來解釋民族的更迭。

1370年，當北征將士俘獲元的“嗣君”買的裡八喇到京師時，群臣請殺俘獻祭，朱元璋不許。群臣以唐太宗為例對朱元璋進行過勸說，但朱元璋的邏輯是：“太宗那是對付王世充。要對付隋的子孫，恐怕也不會這樣。”

從現代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不殺俘當然是對的。而在唐太宗的時候，在大街上殺俘獻祭，起到了鼓舞民氣的作用。但是朱元璋的邏輯並非不殺人，看他殺功臣和自己的百姓時的殘暴，就能推理。朱元璋的邏輯是殺誰不殺誰，他的理論是：買的裡八喇那是前皇朝的後裔，殺不得。

難怪許多末代皇帝都活得津津有味，而功臣和知識分子都如同生活在地獄中一般。皇權的繼承邏輯和思想根源在此！

當時的捷報中可能充滿了全民族同仇敵愾的詞彙，而朱元璋先生卻對宰相說：“元朝統治中國百年，我和你們的父母都賴其生養，為何如此菲薄，要改掉。”

這是什麼邏輯？這個邏輯就是古代統治者們自私的邏輯，如果不認元賊作父，誰來承認他朱元璋的絕對獨裁和權威呢？！

明帝國的半野蠻化體現在其對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加強上，它基本上接受了元的行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