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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今天顏哲沒能幹這個活，他剛站定，就被兩人擠走了，一個是賴安勝，一個竟然是崔振山。雖然有昨天會上崔振山的那番話，但顏哲還是不大相信他能幹這活，站旁邊懷疑地觀察著。但這兩人確實乾得很好，雖說也很疲累，但肯定比顏哲撂垛時從容多了。後來隨著麥秸垛越來越高，他們也開始拄著桑叉喘氣，但臉上仍洋溢著勞動的快樂。

整個場上都洋溢著這種快樂和幸福。向打麥機裡喂麥的是岑明霞。這個活兒不需要大力氣，但要手疾眼快，這正是岑明霞的強項――想想她納鞋底是怎樣一個快手！我在旁邊解麥捆，一邊幹活，一邊欣賞著岑明霞的動作，她真像跳芭蕾一樣瀟灑寫意，攬過我遞過去的麥束，用手一分，平平展展地送進打麥機，幹得既快，也不會塞宕機器。她的衣服被汗水浸透，頭髮也溼透了，臉上因汗水而粘滿了細小的麥秸屑。但她髒兮兮的臉上同樣洋溢著快樂。

整個農場運轉得像一部精密的機器――不，這個比喻不好，所有機器都是需要外部管理者的，而農場卻是自動運轉，自我管理。其實應該這樣比喻：農場運轉得像高效的螞蟻社會＇奇‘書‘網‘整。理'提。供＇，只有勞動者，不需要管理者，沒有任何內耗和無用功。

這中間只有一個人的地位比較尷尬――顏哲。今天無論他走到哪兒，拎起啥樣的活，都會很快有人走過來，把他的活接下來。半晌休息時，他把我拉一邊，尷尬地苦笑著：

“糟了，出了一點紕漏，是無法修正的錯誤，我事先沒有估計到。”

我吃驚地問出了啥紕漏，顏哲說：

“可能是蟻素的一個附加作用吧，人們都把我當成了蟻王，會自動地阻止我幹活。”

我立即想起六歲那年，莊學胥帶我們挖開蟻巢後的情景：十幾只工蟻拽住蟻后躲起來，不讓它身涉險地。沒錯，保護蟻王這種指令一定深藏在螞蟻的資訊素中。我不禁大笑，小聲揶揄他：

“對，蟻后是不幹活的，只負責繁殖。你把這個任務擔起來得了。”

顏哲面紅耳赤，他真的很尷尬。說起來，這種尷尬其實是緣於他的成功。他的蟻素很有效，如今農場成員的行為都受深層次的利他主義的支配，絕非勸說、解釋、命令這些淺層次的行為所能改變。所以，不論他怎樣解釋，“不許蟻王幹活”這個潛在的規則也不容改變。但如今這兒不需要脫產的管理者，他又不可能像蟻后那樣專司繁殖，這樣他豈不是成了廢人一個？

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沒幹成任何農活，只好去廚房，幫助炊事班把新麥饃和綠豆湯送到打麥場。舊城縣很窮，這兒的農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饃”，對他們來說，“好面饃”管飽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顏哲有次幫木匠齊師傅往家拉柴火（幹木活後的廢料）。鄉間土路凸凹不平，到齊師傅家已經是夜裡十點多。齊師傅八歲的兒子已經睡著，但老爹一回來他就醒了，在床上擰來擰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顏哲有點奇怪，說齊師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還是當爹的知道兒子的心思，起身把從農場帶回來的花捲饃（少一半白麵多一半紅薯面）掰下半個給兒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這才安心入睡。齊師傅對顏哲說：家裡除了麥忙天，從來不敢吃花捲饃的，更不用說好面饃。兒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來，就是惦記他從農場帶回來的花捲饃。

知青農場建場頭年，知青們生活之苦不亞於周邊農村，但我們佔便宜處是新建農場，按規定三年不交皇糧，所以從第二年新麥下來後，在麥忙期間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兩一個的白麵饃，想吃多少吃多少。這個情形傳到附近農村時，曾讓周圍的農民羨死妒死，甚至到縣裡去告我們。

麥忙天吃飯時有個奇怪的現象：既不知道餓，因為炎熱和疲累讓人失去了食慾；也不知道飽，隨便一吃，一兩斤饃就進肚了。連我也能吃兩個大槓子饃，更不用說崔振山了，他幾乎每頓都是三四個，過了麥忙期別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剛填完膘的狗熊。

但今天很奇怪。顏哲把饃簍扛來了，四兩一個的白槓子饃散發著新麥的甜香，逗人饞涎，但每個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勞力和弱勞力，都只吃一個就不再拿了。顏哲努力勸他們多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