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意義嗎？”，“為什麼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還要開倒車呢？”

或許，有人懷疑：經國當時會不會這麼深入呢？不錯，他才十三、四歲，年紀很輕，新文化的怒潮，如此奔騰，他不可能在情緒上，不受到激動而萌生出感清的嫩芽。

描敘這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動態，已故曹聚仁教授以過來人的經驗，這樣說：

“我們在三十年後，回看這一段歷程，有著思想革命的痕跡，有著文學革命的痕跡，也有著社會革命的痕跡，也有著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跡，彼此之間，相互影響，而薈集在政治社會革命這一重要浪潮上。”

套用今天時髦的術語，二十年代正出現了“一片革命的大好形勢”。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重心雖然放在文學革命上，提倡“文學的革命，革命的文學”，由“五四”引發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其光芒卻更勝於文學運動。陳獨秀領導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先在上海出現。一九二一年的七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並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年便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策動香港海員大罷工，策動京漢鐵路罷工亦即慣稱的“二七”慘案，以提高工人待遇和民族主義作號召，掀起工人運動。同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積極擴充中，團員人數膨脹到四千人以上。

歷遭挫折的國民黨，逼於孤立無援的形勢，兼受蘇聯十月革命的誘惑，透過陳獨秀的介紹，自一九二0年，蘇聯代表沃亭斯基到上海，和孫中山會晤，雙方搭上線後，從此一拍即合，不絕如縷。一九二二年，越飛答應以協助國民黨建軍為餌，共同攜手，奠定了以孫越聯合宣言為背景的國共合作的基礎。

宣言發表不久，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紀元，共產黨員以個人身的加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當選為中委和候補的共產黨員佔了總名額的三的之一（當選中委的有譚平山、張國燾、林祖涵、毛澤東、李大釗、瞿秋白、於方舟、韓麟符、於樹德），而最重要的組織部（部長譚平山）及農民部（部長林伯渠），卻都在共產黨員的掌握中。

蘇聯的軍事顧問鮑羅廷、加侖將軍等人，浩浩蕩蕩地來到了中國，革命大本營的）廣州，實際上是一切以鮑顧問馬首是瞻的蘇聯勢力範圍。

廣州和上海，雖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交通也沒有現在這麼方便，兩者卻都是行動的中心，甚至，上海在思想戰線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勢力的蔭庇，遠超過發號施令的軍政重心廣州，作為東西文化彙集的重鎮，頗陳百花齊放的景象。

宣傳共產主義的有《嚮導》、《新青年》，鼓吹新文學的有《小說月報》、《文學旬刊》。《民國日報》為國民黨發言，《時事新報》反映研究系的心聲。作家馬彬，在其《轉型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書中，作了如下的陳述。

“……西洋學說，於此時介紹到中國來為最多，‘無政府主義，也於此時出現，共產主義自然成了最熱門的東西，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文學理論，先後輸入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知識青年，讀者的興趣被啟發了！學術界空前地呈現輝煌……。”

接著，他提到當時的上海：

“總之，在北伐前的上海，頗有我國百家雜陳的局面，在政治上各樣的理論都公開地推陳出來，在文學上，也五花八門，這是激烈進步的現象。”＇10＇

這四年的時間，經國躬逢其盛地，正生活在這激烈進步的上海，除非他是政治冷血動物，隨著那誘人的環境，往昔“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舊境界，還能滿足他嗎？假使我們無法推翻社會學家“人是環境的產物”的理論，面對這樣波斕壯闊的時代，國內外發生的大事，毫無疑義的，會在他潔白的心靈上，起著強烈的感染作用。自然，這些變化，是負責監護的王、竺兩位所無法理解的。

足資查考的記錄，經國在上海求學的過程中，一九二二年“仍在萬竹學校”，這年且在學校運動會里，得了亞軍，第二年進入浦東中學，一九二五年“赴黃埔省親”。

事實上值得一書的兩件大事，相反地，受到了掩蓋。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他思想行動起了重大變化的明證，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轉折點。

依據馬彬的分類，那時期知識的子的思想，除掉保守派外，大致可以歸入漸進與急進兩種，經國是後者，這從他勇敢的投到“五卅”愛國運動的行列裡，可以得到結論。

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反英、反日大罷工。起因是這月的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槍殺了一位工人顧正紅，於是五月三十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