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輿論，盲目樂觀，目我陶醉而已。

經濟管制，由限價到有行無市。連我住的小地方，距上海有好幾百裡之遙，也受到了波及，縣城的米行，缺貨歇業。

面對無米之炊的痛苦，母親只有下鄉覓米一途。在城北五里處的孤山鎮，邂逅我們村上一位突然發達起來的鄰居，他說：“幹嗎你還不回老家去！”當然，他說的就是命令。就這樣，我和母親永別。她不幸淪為經管的池魚。

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晨，我在上海吳淞，正掙扎於絕望的邊緣，無奈地看著東海的汪洋而浩嘆。如果被“解放”，還鄉的後果，用不著麻煩算命先生，已有答案。否則，只有把黃浦當成陸秀夫的崖山。

後來跳上“國良號”，一艘只有十幾噸的小船，在東海中飄蕩了五天，抵達定海。周後乘輪赴臺。所以，讀經國先生一九四九年所寫的日記，他那種失敗離亂的心緒，我大致能深切體會。我感到，我至少是這一段歷史的部分見證人。

一九五0年年杪，加入國防部政治幹部訓練班。班址先設新竹近郊的山崎，後遷北投競馬場，班主任正是蔣經國。見面勝似聞名。聽他幾次“精神訓話”，往往熱血沸騰，信心百倍，認為我們賴以生存的最後島嶼，總不會再沉下去了。

到空軍＇3＇去做了兩年政工官，再入幹校，還是北投的老地方，只是換了新地名—復興崗。在這裡，

需要做一宣告。當時，我做此抉擇，並沒有藉以從龍的意思，很多人的確有那個動機。雖然，滿口革命，或真或假地持著宗教徒的狂熱。

那時候，我已聽厭了“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研判事理的工夫，也不很高，但是，常識告訴我，“反攻”是無望的，可能長期偏安。我自己是個自由主義傾向很強烈的人，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留在軍中，絕無前途。本來，我希望被分發到“康總”或“中制”等國防部直屬單位，那末，勉強留幾年，再俟機脫掉二尺半。

畢業前三個星期，答案揭曉，我的新工作單位是駐防高雄的第八十軍，軍長唐守治。夢幻破滅，只有挺而走險一途。技術細節，求教入伍時的訓導員宋運蘭，他做過軍法官，待人忠厚誠懇，很得學生的信任。還有幹事傅中梅，即後來因雷震案遭當局感化的《自由中國》編輯傅正先生。他們很同情我，也很瞭解我，從技術觀點考慮，建議我別等畢業先走。

躊躇至再，一九五四年一月六日上午八時，當同學們列隊去中正堂舉行畢業典禮之際，鼓起餘勇，和帶隊的分隊長，當場衝突。下一步是，我主動到禁閉室報到。當天下午，隊長張善鑑前來勸說，要我寫一份悔過書，即可安然無事。“隊長，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選擇，並無可悔之過。”我率直地回答。他感到很可惜，非常失望。

於是，校長王永樹下令開除。從前華盛頓大使館文參處的一位毛君，就拿著這件事作為我的汙點，到處渲染，他恨不得要寫本書，向全世界舉證，“劉XX品行不端，當年就是被幹校開除的。”

其實，幹校沒有開除我，我開除了幹校。《國際日報》在《＜蔣經國傳＞風波》文中，存心踩我一腳，說得煞有介事。我借這個機會，順便予以交代。

三

寫《蔣經國傳》的計劃，開始於六十年代。這時候，我就讀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tatlonS；The　American　University；Wa…sh。　D。　C。）碩士班。好幾個作業（Term　paper）選定經國在贛南當專員，在上海“打虎”的事蹟作為題材，跑圖書館獲得的資料愈多，愈對這位傳奇人物興趣倍增。

我從一九四九到臺灣，一九六七來美為止，共十七寒暑。雖然，兩度做過他的學生，借職業之便，更聽過無數關於他的故事。處在臺灣當時的環境，所見所聞，無非霧裡看花，我們並不許從事真正獨快的學術研究。

取得學位，繼續念博士，我決定以早期經國的家庭背景、學校生活、思想型模、哲學基礎、政治理想作為畢業論文。一方面繼續進圖書館，蒐集各種有關他的資料，查證考核，縱深研究；一方面將觸角伸及港臺各地，尋找與經國有過朋友關係的活人，馳函探討。

最早和我通訊的是曹聚仁先生，他寫的《蔣經國論》（香港創墾出版社），為初期藍本。執教陸軍大學的王覺源先生；誠懇賜教，獲益非淺。其餘如張其保�壬�⒔�徹���⑼跎�⒊�萸鐧齲�啾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