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歷史的見證人口中得來的，有些稀有檔案是從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及國會圖書館中挖掘出來的，有的則出自他自己的親身觀察與研判，而所有這些都有腳註註明原委，其處理手法，完全是美國大學研究院裡寫論文的那一套規矩，因此他所用材料的可靠性相當高。

《蔣經國傳》的另一個特點是文筆生動、感觸敏銳。江南從十五歲起便開始獨立生活，備嘗人間各種辛酸滋味，也沒有機會受完科班式教育。可是他留在家鄉那段時間，卻已把國學根基打牢。原來他有位望孫成龍的祖父，早年對他教養嚴格，常常叫他熟讀古書，尤其是《古文觀止》。雖然他對這種高壓式的家庭作業大起反感，事實上卻終生受它好處。《蔣經國傳》裡比比皆是言簡意賅的文句，文筆流暢，讀來順口，倍增讀者興味。

不難想象，《蔣經國傳》的讀者會是社會上所有各階層的華人，而各人讀《蔣經國傳》的動機也不盡相同：有些人純粹是出於好奇；有些人會對經國先生的某一面或某一時期或某一事件有特殊興趣。我在這裡想對好學深思的朋友提出三個問題：

1。人都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經國先生可說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即形成的“不斷有國恥……努力洗刷國恥”的大刺激反應圈內渡過的，但他的反應卻不幸落在蘇聯的模式裡。這一事實，是否就註定他必然成為一位臺灣政壇上的悲劇英雄？

2。除非我們相信機械的命定論，否則我們總可以在一些歷史的轉折點上作一些選擇。經國先生所經歷的許多事件中，是否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機會？如果有，則他是否作了最好的選擇？中國歷史演變成今天這個模樣，與他當年的許多選擇有多大關係？

3。經國先生對許多國事都是盡力以赴，可是他主觀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幾次都叫他碰得頭破血流。我們讀《蔣經國傳》時，是否可以對“主觀與客觀”的配合

上得出一些有益於後世的結論？“雖有鎡基，不如趁勢”這類話在今天還有沒有意義？我們殷切期待《新資治通鑑—民國篇》的出現。

《蔣經國傳》曾於一九八0年以單行本方式與讀者見過面，這次江南在書中增加了許多新資料，相信更能引起讀者興趣。不過讀者也須瞭解，即使生活在美國這樣的國家裡，一個華裔知識分子想要無顧無慮地發表一點心裡感想，也不是一件容易事。《論壇報》此次出版《蔣經國傳》，便曾遭遇到許多壓力。其實讀者們如果細讀本書，當可發現，江南對經國先生有些行為和措施，固然有所批評，對他的許多優點，也不憚厭煩地加以表揚。他的基本態度，主要只是“用史家的態度來評定一件事或一個人的功過”，即使不用現代民主國家的尺度去衡量，而光用中國傳統的角度去看江南撰寫《蔣經國傳》的態度和立場，我們也覺得，來自臺灣的種種壓力不僅多餘，而且違背“言行相符”原則。記得當年在臺北建國中學讀書時，國文課本中便有文天祥的正氣歌，其中有兩句深入我心：“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臺灣教育當局既然希望中學生能夠向春秋時的齊太史及晉國的董狐看齊，則今日國府及國民黨對《論壇報》之出版《蔣經國傳》便不應千方百計地干涉阻撓。有道是“人間自有是非，公道終在人心”，讀者看了《蔣經國傳》後自有他們的評價，實無須臺北勞神防範“精神汙染”。

我衷心祝賀《蔣經國傳》的面世。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於美國加州屋侖九松樓

江南注

謝善元教授，現年四十八歲，浙江鎮海人，臺灣東海大學政治系畢業，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著《李觀之生平與思想》（英文），歷年任教丹佛大學及賓州哈特福學院等。其政治專論，散見港、臺報刊如《中國時報》、《明報月刊》及《七十年代》等。

…………

自序

一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和母親以及兩個弟弟，在縣城＇1＇，南門謝家橋賃屋棲居。那裡距鄉下的老家，＇2＇不及十五公里，但是為新四軍控制，稱“解放區”。國軍的範圍，則稱“國統區”。

那年，我甫初中畢業，夠直升高中的資格、因為太窮，窮到三餐難繼，靠美援麵粉過日子，和一些親友鼎接濟。

八月十九日，南京宣佈幣制改革。上海市執行最徹底，由蔣總統的公子經國先生奉命主其事，政局在一連串鼎挫敗聲中，似乎帶來新的希望。

一般人民，知識很有限，就算能讀《申報》、《新聞報》、《大公報》的精英分子（當時的標準），也不過跟著“報喜不報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