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因國民黨黨工於部許多不名譽的做法，一直民怨沸騰，穢聲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為跌落，黨外的攻擊，亦達於頂點。“中壢事件”後，益見改善，這種進步的傾向，半歸功於黨外人士的爭取促進，半得力於國民黨人的知過能改的工作作風。

—向極端分子開刀。前總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隨經國，受寵信之專，環顧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儼然以接班人自許，公開場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經國總統和我”，可見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劉少康小組的名義，結黨營私，專橫拔扈，成為國民黨的“中央文革小組”，經國因病，未予覺察，瞭解實情後，一紙命令，將其剷除。

王升削權，且流放南美，說明經國的魄力和當機立斷的決心。因王去，內部得以和諧團結，經國的聲望，更是猛升數倍。從政治的角度觀察，經國不願在他身後，出現全斗煥式的強人政治。未來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許更寬廣、更平直。

我們瞭解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和經國的政治哲學基礎，一個蔣經國的時代，和他父親的時代，本質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徑庭，哪怕上面所舉的小事，蔣先生在世，絕難想象，進步再小，總是進步。

一個人的思想，與他所成長的環境、後天的訓練，是分不開的，經國先生是狂熱的馬列主義信徒，後來蛻變為國民黨黨員，主義的內容迥異，統治方式，卻有很多共同點。蔣先生口頭遵從民主憲政，形式門面上的事，也盡力而為，內心裡，行動上所表現的對民主自由的認知以及信念，其實交的是白卷。

經國呢？和蔣先生一脈相承，如果說有所區別，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他自己並不諱言這一點，詳見其與美國記者的談話。他對美式民主私下頗不以為然。無論外面如何批評，他仍是堅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對思想，以組織對組織”的觀念和行動。“政治部”、“救國團”、“特務機構”是他三個寵兒，所招引的批評責難也最多，和吳國禎、孫立人的衝突，即以此為導火線。究竟這些組織，是否為反共必需的手段？在當時爭論不已，即使到今天，仍無眾所一致的定論。

唯一能爭取別人同情之處，是病急投醫，求生存的手段。其次，是傳統思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國粹後遺。

承認與否，在別人眼裡，經國是位獨裁者，那本從蘇聯攜回的筆記簿，一直使他受用不盡。但是，大家當同意，他是位“聰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語），一位有良心的獨裁者（Dictator　with　heart），倒行逆施的事，雅不為也。他隨時在關心國計民生，兢兢業業。

蘇聯學回來的東西，並非一無可取。以接近群眾而言，不僅別的國民黨官員辦不到，即使處處打著“人民”招牌的蘇共，也早成歷史的陳跡。

他比國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眾運動的道理，一九四八年，上海經濟管制，他的確作了一次大膽地嘗試，“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的成立，他寄予極大的希望，也惟有在他的推動下，才能組織起來。後來，雖然失敗，乃大勢所趨，非戰之罪也。

關於他平易的故事，可以編著成書。一九五五年，一位記者，曾寫下他自己的經歷。

馬丁代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常駐中國。江西時代和經國初識，到臺灣，再次相逢。他這樣寫著：

“他幾乎沒有半點，我們在亞洲所常見的權力象徵或排場，他自己開車，不用保鏢。他叫他的司機‘馬林可夫’，因為，很象那個俄國人的故事。

有一次，他的車子沿海濱公路疾駛，遇到幾位候車的軍官。經國把他們帶回臺北，每人收二十元臺幣的車資。其中，居然沒有人知道他是誰。”＇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馬丁和他相處四天，最後一天，經國請他吃飯，除了譯員在場，再沒有他人，吃完自己付帳，和普通的客人一樣，來去自如。

做了行政院長以後，經國的足跡，遍及臺灣全島，而且不時出現。看起來，他好象典型的美國政客，想竟選什麼？心血來潮，到田邊和農夫話家常，到鄉下的攤子上，叫一碗麵果果腹充飢，報紙的吹捧，不在話下。這類故事，舉不勝舉。

親民的動機，隨各人不同的觀點，會做出種種不同的結論來，惡意的批評，說他搞愚民運動；善意的讚揚，說他親民愛民，求治心切。

照我們局外人看，經國願意和老百姓多接近，總難說是件壞事，既可開闢官民溝通意見的渠道，復可遏阻下級官員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