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他認為國民黨只有兩位領袖，一是孫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蔣介石總裁。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再被稱為領袖，他個人只是一個普通的黨員，一個普通的國民，只願以黨員與國民的身分，與全體同志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鬥。

第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他認為只有國家民族的萬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6＇

假使沒有這道命令，“萬歲”、“語錄”，馬上就會鋪天蓋地而來，和蔣先生生前，還有何區別！

這些，我們都歸類為經國的進步面，與他父親時代，劃出了明顯的界限。

一般說，他是他父親的孝子。如果，你讀過他的《守父靈一月記》，任何人都會得到這個印象，而事實也確是如此。蔣先生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從不愈越，父親去世，照遺囑辦事，奉為圭皋。

背上揹著父親遺留下的大包袱，以致縮手縮腳，很多可以輕而易舉扭轉國民黨形象的事，卻可為而不為，譬如：

“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將軍，蔣先生食言，從一九三七年，軟禁到現在，幾逾半個世紀。張已八十老翁，釋放後，任由其鵬程萬里，會對國府甚至臺局，有何影響？但其正面意義，和對歷史的交代，那就無法估量。

經國有膽識，儘可昭告天下，或悄悄然送他到美國或去大陸，父親的過失，兒子去補救過來，何等光明磊落！

一度同意李敖出境，等到辦護照的階段，突然，出爾反爾，收回成命。當局的顧慮，諒系怕縱虎歸山，擔憂李在國外與當局為敵。可是，被禁足的李敖，他在臺灣所能發揮的破壞作用，會低於國外嗎？

共產黨人有句話：“我們這個黨就是靠人家罵出來的，誰要罵就罵吧！”說的固是事實，在他的管轄下面，又另當別論。可是反過來說，靠罵，罵不垮國民黨政權的，何不大方就乾脆大方到底？人各有志，要走請便。

一九七五年，北京釋俘，經國如果有雅量，應全部接納，歡迎赴臺，予以優厚安置，俾向海內外表示一種負責的態度和對人性尊嚴的重視，而不該以“共匪統戰”為藉口，拒人於千里之外。

過去患難與共的舊袍澤，沒有功勞有苦勞，不幸兵敗被執，究非投降起義可比，他們願意來歸，表示人心不死，威武不屈。反目以待，與情、與理、與法都說不過去，引此為鑑，誰敢再為國府效勞呢？

留大陸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子弟，當局一律禁止出境，純粹是一種小氣的報復主義。反觀海峽彼岸，反共如卜少夫，乃弟無名氏，申請赴港，他們並未故意刁難，相形之下，論胸襟氣度，實差之遠甚。

北京提議“三通”，認真實行起來，對中共不一定有利，臺北儘可透過慎密設計，作出有利反應，願意回去團聚的，自由出境；赴大陸旅遊，提供方便；書報電影，相互交流。這樣做，對當年追隨國民黨到臺灣的軍民，誠誠懇懇，坦白交代。宅心忠厚，大公無私，國際觀瞻上，臺灣重視人道主義，處事通情達理，形象自然大變。

國府說：“這下正中了中共統戰的陰謀。”“統戰”又何懼之有？臺灣今天大有條件，和中共你來我往，改畏戰為迎戰，的弱勢為強勢，人家就不會這麼輕估你了。無奈，此種駝鳥式的心理，在臺灣中上層幹部裡，特別普遍，始終處處退縮，無法抬頭挺胸，正視現實。

蔣先生去世以來，黨內頑固的舊臣元老，先後被逐出黨決策階層，經國正可為所欲為，發揮意志毅力．寫下他生命史上最後的一章。

然而，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驚，殊少可能，小恩小惠，無補時艱。

一位歷史學教授，期望國民黨轉變為國會政黨，他說：“此時，國民黨大勝之際，開放黨禁，國民黨當可站在與日本的自民黨一樣的地位。如此，國家的政治情勢不致因為開放黨禁而受損；反之，有了若干新政黨，分別代表臺灣多元化社會的各種成的，兩極化的現象可轉變為多角的制衡。”

進一步分析，他說：“政治力量的兩極化將最後形成為直接的衝突。高雄事件的餘痛，至今未癒合。臺灣經不起再有一次衝突。”＇7＇

這位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見，其要義是開放黨禁，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亦即謝善元教授若干年前所主張的“循政黨政治常軌”，改變“臺灣現存的政黨政治實況”。

一九七四年，經國行政院長任內，即曾信誓旦旦，“內政方面，力行民主憲政”。又說，“要循政黨政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