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看得不算少，做作得再出色，也瞞不過我這雙閱盡淪桑的眼的。蔣經國待人接物就那麼自然，具有使人易於親近的魅力，如果是做戲，真是做得太出神入化了。

回航中，他大概很累了，也許當晚還有別的需要他耗費精力的工作，他在機艙尾部，拉了幾隻降落傘拚在一起，倒身便睡下。

他在我們眾人之前，在放在地上的降落傘上面呼呼入睡。

飛機在夕陽下似乎也很倦乏的慢吞吞飛向臺北。

我頗欣賞這位躺在眼前的人，他並未顧忌這樣似乎失去尊嚴（同機尚有他的部屬，以及第一次謀面的我們訪問團中好多位），也不覺得這是失禮，態度任意自如，習慣純熟。”＇2＇

對長輩的謙恭，對師友的尊敬，在他身上，處處找到中國傳統舊禮教的光輝，這一點，應歸功於蔣先生庭訓的貢獻。

和親屬相處，或朋友間的來往，一般認為，北極熊的影響，對他的性格，產生不少反面的作用，如多疑多變，反覆無常等等。

艾倫·懷丁教授，就這樣批評他說：

“他從不信任別人，別人也不信任他。他的同燎們說：‘他太需要朋友了。’他不算是個現代人，他需要教育和吸收新知，在他周圍是個小集團，但包圍這位‘王子’的人們常在改變。很少有人永遠和他接近。他個人的遭遇經歷，幾十年的鬥爭，形成他今天的思想和行為。”＇4＇

到一九七二年，他做行政院長以前，他的幹部圈圈的確非常狹窄。江西時代，以留蘇同學為主，南京、合灣時代，以青幹班、中央幹校的學生為核心。這些人的共同特色，對他忠誠，想法比較一致，排他性強。缺點：他們所受的教育和他們的知識領域都非常狹窄。才氣縱橫、性格飄逸如葉公超之流的人物，於是很不易在經國周圍出現。

很多和他極親密的戰友，曇花一現，消聲匿跡，如：

他蘇聯時代的同學高理文，一九三七年，陪他在奉化念過書（業師徐道鄰），上海經濟管制，擔任主任秘書。到臺灣後，棲身中央信託局，弄個顧問閒差，長此退而不休。

做過空軍學校校長的胡偉克將軍，五十年代初期，官拜總政治部少將副主任，一度任政工幹校校長，半年工夫，為王永樹取代。這位曾經風雲一時的空軍將領，風度、氣質，均屬上乘，但深受經國忌嫉。摘去紗帽後，一蹶不振。一十年前，抑鬱而終。

曾任軍統局處長，也是莫斯科回來的王新衡，以朋友身的，做他的入幕之賓。為時甚久。六十年代後期，不知何故至受到冷落。

不過，和衣復恩比起來，上述諸人，就幸運得多。衣復恩忘了“侍君如侍虎”的道理，經國一怒，換來五載鐵窗生活的代價。對待部屬，蔣先生那種溫情主義，他極不以為然。

唯一和他保持永恆友誼的，是不久前去世的魏景蒙，魏和他的關係，非常微妙：朋友、客卿，部下兼而有之。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先生歸天，魏可能是少數中的少數接到官邸通知的一位。魏在漢城，有人問他，究竟和副院長是什麼樣的關係？魏說：“‘我是經國先生的大茶壺，隨時聽其差遣。”＇5＇

近年，經國的“智多星”數元老重臣黃少谷，大小事問計於這位年過八十的司法院長，不時屈駕黃府，移樽就教。黃老成持重，忠心耿耿，故深為經國器重。

蔣先生時代的老人，經國上臺，紛紛失勢，難怪那位當過聯勤總司令的黃仁霖，感慨系之。引用歷史先例“前皇親信的老臣，永難為後之來者所容忍”，以自慰。

經國接班，提出“大有為政府”，起用“肯年才俊”，和他既往幾十年的用人傳統，初度告別。吸收了不少技術官僚，如李國鼎、陶聲洋、孫運璇、蔣彥士、李登輝等；政治新血，如錢復、關中、魏鏞、魏萼、宋楚瑜、王唯農、周應龍等，積極推動黨政方面的新陳代謝，加速知識的，專業化的官僚體系。這項努力，與他近幾年的成就，相輔相成是的不開的。

蔣先生在世，個人崇拜運動，發展至巔峰。經國帶頭領導，不遺餘力，他自己上臺，部屬躍躍欲試，尤以王升最賣力，冠以“三平”四家的桂冠。但是經國自己，卻不以為然，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總統職，當日下午，召見主管宣傳的負責人，指示下列三點：

“第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誌之上。他認為今天是一個民主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