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思路的重要參考。只是這些長年馳騁沙場的老將，本身論理思辨的能力太差，又不善於說明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們提出的論點，仍脫離不了傳統的常識，這種政治立場也和他們自我的直接利害關係太近，對於一向長於合理性思考的秦始皇，自然是沒有絲毫的說服力了。

以李斯為首的外籍政團，基於他們對傳統封建制度的失望，以及對秦國新法制的過份熱情，使他們對眼前政治環境的急速變化也有了盲點。雖然他們個人的權勢幾乎仰賴於秦始皇的信任，但在秦國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下，他們是可以真正擁有實權的經營層，因此保有現行體制才是他們真正的利益。李斯等人反對封建制度的論點，其實也不見得完全是客觀的。

童年期由邯鄲回咸陽後，秦始皇便一直未曾出國，因此對齊、楚等國的距離遙遠和複雜性，是無法親身去感受的。雖然他一向擅長於合理性的思考和推論，但實務經驗的缺乏也常會造成前提假設上的偏差，自然在推論上也很難有正確的判斷了。

何況秦始皇自己也正沉醉在大成功的高度自信中，既然中央集權制度可以有效地讓秦國達成一統天下的目標，必然也能有效地統治這個國家。對秦始皇而言，這種推論是再合理不過的了。

這次的廷議，表面上是各派對其理想制度所作的爭辯，其實更隱藏著派別權勢的爭奪。不論是本土派領袖或外籍派政團，都已不像早年的改革派大將——百里奚和商鞅，能針對客觀情勢的需要，為國家的長治久安作認真的思考；更沒有仔細去觀察，統一天下後，秦國客觀政治環境上的改變，已有必要作制度上的大幅調整了。如同英國史學大師湯恩比所講的，這些具有創造力思考的少數，由於迷惑於成功的華麗燦爛中，他們的創造力消失了，因此很快地由創造的少數成為了當權的少數，秦帝國的衰敗也由此開始了。

天下國家化，贏了面子輸了裡子

強大的作戰力，加上卓越的政治革新，使秦國能夠以單一國家的力量併吞天下，完成了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統一。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廷議爭辯後，秦始皇裁定以國家主義原則，力行“天下國家化”的政策目標。接下來的工作，自然是度量衡、貨幣、車軌、文字等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的統一了。

華夏文明原本就是多種族、多文化的。每個地區的語言、文字、食、衣、住、行等生活習慣都有很大的不同，度量衡和貨幣也非常雜亂。特別是南方的楚國，由於採分權體制，地方勢力較大，即使在其本國內，語言、文字、貨幣、度量衡的制度都有很大的差異。

在這方面作得比較有系統的是東方的齊國和秦國本身。齊國是商業國家，鑑於通商的方便和需要，加上管仲早年所作的革新運動，使齊國這方面顯得較有體制些。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力求中央集權，因而在這方面也建立了較完整的標準。但即使是這兩個國家，在度量衡方面也有很大的差異。

以容器的計算單位來講，秦國採用合、升、鬥、斛，十合一升、十升一斗、十鬥一斛。齊國用的則是升、豆、區、釜、鍾等單位，五升一豆、五豆一區、五區一釜、十釜一鍾。

天下統一後，為了租稅徵收的方便、官僚薪俸計算的準確（當時有部分薪津是以實物供應的），以及全國性商業活動推展的需要，統一度量衡的標準的確是件相當重要的工作。

不過這方面的改革卻不那麼順利，從秦始皇26年公佈統一全國度量衡以來，一直到二世皇帝期間，史料上不斷出現當時政府法令的詔書在修正著有關這方面的新規定，似乎新的標準在執行上困難頗多，所以一直未能確定下來。即使日後從秦國本土出土的遺物資料來看，民間似乎同時存在著商鞅升和始皇升，可見新的制度似乎一直未受到大家的徹底接受。軍事及政治上的統一比較容易達成，但生活文化上的統一，則不是短期內光靠法令的宣佈就可以作得到的。（臺灣早年也嘗試以公斤制代替臺斤制，但仍沒有成功。）

貨幣分歧上的困擾更大。齊、燕等東方國家一向使用刀形的“刀錢”，中原地區的國家則採用鍬形的“布錢”，南方的楚國則流行卵型的“蟻鼻錢”，秦國的貨幣則是圓形的“圓錢”。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下令重新鑄造半兩錢的“圓幣”，作為全國統一的通貨，圓形幣中間有個方孔，旁邊則分別刻有“半”與“兩”二字。

為了經濟活動的順暢，貨幣的統一絕對有其必要。不過，秦始皇統一貨幣的政策，和度量衡相同，實際的效果似乎不大。標準通貨的始皇半兩錢，除了秦王室的大本營——陝西省和四川省曾有出土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