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區的，便是這些作戰軍團的將領。為了有效達成任務，他們也大多能和被征服國家的殘存政治勢力保持相當程度的合作態度，所以對各地區的情形反而能有較多實際的認識。

如果依照周王朝的封建和宗法制度，有資格成為新佔領區統治者的，自然是這群軍事將領了。所以，雖然秦國本土已在外籍政團規劃下，取消氏族式的部落組織，改採官僚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但這些本土派的領袖們仍抱著希望，在統一後的新佔領區中，能夠依循傳統的華夏文明體制獲得封地，成為新皇朝的貴族。

新舊黨爭，暴露新政權問題

秦王政稱帝，新皇朝成立後，以丞相王綰為首的本土派領袖，便向秦始皇提出建議：

“我們剛剛併吞了各國，一統天下，版圖增大很多，尤其燕、齊、楚地相當遙遠，最好先設立諸侯王，以建立永久的統治根基，因此請立諸皇子為王，以有效統領新增加的版圖及各國族民。”

但是，對主政的外籍政團而言，秦國的現行體制才是他們的理想，秦國有能力統一全中國，更是他們最為驕傲的成就。況且，傳統的封建制度，一直是他們最為摒棄、認為最不合理的現象，應該加以徹底的改革，如果又恢復封建體系，他們也很可能再度成為“無權階級”。因此，只有徹底維持現行的郡縣制度及官僚系統，才是他們的執政理念，也是他們投入熱情及生命的目標，對他們而言，封建制度早就該淘汰了。

秦始皇早年奪權成功，是靠本土派領袖的擁護，才有力量驅逐呂不韋等外籍政團。即使他後來接受李斯進諫，再度重用客卿，但在皇廷中，仍是以本土派的領袖佔有絕對優勢。因此面對新的政治態勢，在本土派領袖們積極建議之下，雖然並不合乎秦王室現行政制精神，但秦始皇仍不得不慎重考量這件事的利害。《史記》上記載：

“始皇下其議於群臣，群臣皆以為便。”

但身為外籍政團領袖的廷尉李斯，立刻為自己的政治理想挺身辯護：

“周王朝在實施封建制度時，也分封了不少他們的子孫，在眾諸侯中，同姓宗族也佔了絕大多數。但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同姓諸侯的親密關係疏遠了，甚而為了利害相互攻擊，如同仇敵一般，周天子根本就無力阻止。

“如今好不容易賴陛下神威，天下再歸一統，就更應該堅持我們秦國的新體制，將全天下分為郡縣，由皇室直接統治。諸子和功臣以賦稅作為獎賞便可以了，切不可再封給土地，使能夠真正依法令統治，使天下無異議，這才是政權安寧之術啊！封建諸侯勢必會造成日後更多災難的。”

對現況充滿自信、又長於推論思考的秦始皇，在評估雙方意見後表示：

“天下已經歷過太久的兵荒馬亂了，人民更是深為戰爭所害。昔日所以會長期戰亂不斷，大多是諸候們為了擴張或保護他們自己的權勢而造成的。

“現在好不容易仰賴我秦國宗廟之福，天下得以安定，如果又恢復封疆建侯，那是會重新惹起戰爭禍端的，即使要再恢復安定也是非常困難，因此我贊成廷尉的意見。”

廢除封建，建立中央集權

在秦始皇的決策下，“多數服從少數”，下令新納入的版圖也全採取郡縣制度，將天下劃分為三十六個郡。郡設有行政長官的郡守、軍事首長的郡尉及司掌監察權的郡監。郡下設縣，縣設縣令，並由縣丞作輔佐。所有百姓和各國族民（包括失權的諸侯貴族）均稱為黔首（秦國尚黑，故以黑色頭髮作為百姓之稱謂），地方官吏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並統理，形成相當完整的中央集權制度。

本土派的軍事將領們，由於長期進駐在各諸侯國中，使他們實際地感受到各國社會結構的差異性，尤其組織鬆散又複雜的齊、楚兩國，更是他們所無法瞭解的。

實際進駐異鄉，也使這些領袖們真正體會到，中央與地方間的距離將造成統治命令貫徹上的困難。尤其是遙遠的齊、燕及荊楚，在交通非常不方便的當時，想強行貫徹法治主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還是保持半獨立的封建制度，較能有效地統治並管理這龐大又複雜的地區。

這些本土派領袖的父執輩，又正好是商鞅變法下的犧牲，為了有效集結國力，他們傳統的地位和權力都被剝奪了，包括自己家族原擁有的軍團，也被併入國家的武裝部隊中。因此雖然在習慣上，他們常能服膺於秦王室強有力的領導，但他們對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制度，可是一點兒也不熱衷的。

其實，這些本土派領袖的親身體驗，有不少很值得新政府在下決策時用以作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