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微溼而滿鋪槐花的地上，留下蛋形與別的形狀的斑紋。新秋的涼爽就在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來，我投懷於我所愛的北京。

離別以後，我曾屢登阿爾卑斯高山，我曾盪漾在浩瀚的印度洋。固然，我不能懂得他們的好處，但阿爾卑斯山的崇高與印度洋之遠大，遠過於北京城。這是無疑義的。然而我不因他們減少了對北京城的崇高與廣大的仰慕。我努力搜尋出以上的這些短文，都是名家，都是短文，都是最能體現老北京某個側面的特徵，也都是最能體現他們個人性格特色的文字。如果求全，那還會有太多太多，但那我也就變成編者而非作者了。事實上，近年我接觸到的這類文字很多，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當時他們都是《大公報》北平辦事處的記者，穿梭於國共兩黨的要人之間，更寫了老北京各階層各色的市井人物。《大公報》是當時國統區一張很有影響的報紙，到了1947年、1948年最後的圍城時期，國民黨許多重要的軍事、政治訊息，都要找我父親到軍事行轅參加午餐會，然後由《大公報》發表出去。因為國民黨的首腦業已不再相信自己的《中央日報》了。下面我父親寫的這則市井動態，也就表現了其中的一些花絮：

徐盈：《“籠城”聽降記》

北平是一個國際知名的歷史名城，主持“受降”的人，如呂文貞那時候就告誡他那部屬說：“受降不是分配”，要統一不要分散。到後來，機關來得多了，受降主官沒有力量，甚至某些人忘記了自己變成戰勝國，以為受降就是要分配，大家動手搶起來。結果就是各自當家，牽制多，執行的少；會議多，決定的少。分別由區域性來處理，有了流弊，有了攻擊，有了摩擦，亂成了一團。因而到處出事，事事不能解決，如敵人的華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那裡便被大切八塊，再也拼湊不起來。北平受降後的混亂，象徵著全國各大城市的情況。

北平比如一個大香爐，此刻煙塵滾滾，使人感到目迷心寒。鄉村包圍著城市，郊區白麵限賣二十元一斤，城內則高達三百六十元。飛來的糧食特派員趕到時，此地最大的“華北平衡倉庫”、“華北麥粉製造協會”、“華北交通糧食部”、“華北開發生計組合”，早已被人接收一空。軍需部特派員卻接收經濟部應當接收的棉紡工業以供軍需，教育主官卻接收了農林部的棉業改進會，因為裡邊還多少有些物質資料；由天津趕到的文化服務社代表，接收了紙庫、油墨廠和材料倉庫。特別是那些帶槍的人，用不三不四的辦事處名義，明火搶掠，增加個人財富，使多少倉庫變得空空如也。於是接收人員之間狗咬狗的笑話，車載斗量，使那“盼中央、等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這裡又增加一篇我母親的文章，她也是《大公報》的記者，但文筆更有文學色彩。她寫過許多國民黨、共產黨與高層*人士，更寫過重慶、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她與沈老文字交開始得很早，但對面握手卻在十年之後的1946年。沈先生當時一到北平，她和我父親就去看沈，結果撲空。到第二次再去，才終於見到。

北京的形象（6）

彭子岡：《沈從文在北平》1946年夏，沈從文從西南聯大回到北平，繼續在北大任教，就住在距離校區不遠的沙灘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裡。當年住在這裡的還有朱光潛、周炳琳、張頤等教授。朱光潛的女兒朱燕的童年雜記，記錄了這段短暫的快樂時光：“晚飯後家中客廳常是高朋滿座，同院的沈從文、賀麟、馮至、陳佔元及住東齋的常風等是常客。他們談文學、詩歌，很熱鬧。”

這是8月29日，北平秋天的黃昏，街上果子攤上覆雜色調，氣壞了畫家畫板，我似乎已經聞到了良鄉栗子的香味了。北平各大學的復原帶來了各色各樣的學者教授文人，以及活躍的知識青年。北平的文化氣息必然濃厚，色調也必然繁複豐富，這才是文化的溫床，清一色會令人窒息死亡。

沈先生正伏在方桌上整理舊稿，跳起來向徐盈和我說：“你們是——”

報了名字，於是像舊師生般握手大叫起來。

“我正寫了封信要寄給你！”他遞了封信給我說：“十年不摸電話，不知道怎麼用它，同時也點了十年的清油燈了。”

客人佔據了他僅有的兩把椅子，主人便只好坐在覆了白被單，有一條絨毛毯的床上。有點意外，這麼玲瓏瘦小的一個人，寫了80幾本書。並不意外，文格與人格的形象，甚至內心是統一的，他全無半點湖南人的豪邁，卻有點讓我懷疑《浮生六記》中的主人翁就應該是這副樣子。下邊刪節了十一個自然段，最後的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