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有人計算，種植一畝小麥，其利潤約為6000文，而種植一畝鴉片，其利潤為11000文。初之所在，種植者趨之若鶩。當時全國一十八行省，在在都有種植。全國各省區播種面積、產量已相當可觀。據統計，光緒二十二年（1906）全國共播種近1800萬畝，產量約5800萬斤。

鴉片種植到了各地，各地都有了收穫，自產自吸的情況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總之，由於鴉片國產化，鴉片的價格大大降低；由於種植的推廣，即使偏遠的內陸地區也有鴉片生產、銷售；自耕自足，導致了貧困農民的自種自吸。所有這些使吸食者空前增加。據有關統計，光緒三十一至三十二年（1905～1906）全國計有鴉片癮者1300萬人，再加上嗎啡、海洛因等毒品癮者，總數超過2000萬人。

在如許之多的吸食者中，社會各個階層，從達官貴人到社會下層的貧困的農民都不例外。清朝末年，美國社會學家羅斯訪問了中國內地，他在《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中對一位貧困的農民鴉片癮者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鴉片對人們身心傷害的生動而典型的例證。他在該書第145頁中寫道：

在中國西部通往寶雞的路途中，我們行進在大隊人馬的前面，轎子和轎伕等落後我們一英里。由於道路不熟，領事便問一位農民，“從這兒到寶雞有多遠？”領事的第一次問語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從這兒到寶雞有多遠？”領事又問。此時，這位老農只是輕微地轉了一下頭。第三次問話後，這位農民茫然的雙眼中才閃現一絲靈光。領事就同一問題重複了第四遍，對方才聽懂了“寶雞”二字。第五遍後，他才聽懂了“多遠”二字。直到這時，這位農民才慢慢騰騰地吐出“四十里”幾個字。濃厚而緩慢的回答像是夢遊者的囈語。僅僅一個上午，類似的事情發生了十多次，我疑惑不解地問領事，“這是怎麼回事？”“難道這些人天生就這麼愚笨嗎？”領事沉思了片刻回答說：“不。或許是因為鴉片。你沒聽人說過，‘十個陝西人中，十一個是土煙鬼’的話麼！”

其次，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減少，饑饉流行。鴉片弛禁以後，由於其與種植糧食作物相比，比較效益較高，據記載，“種一畝罌粟，平均可變賣白洋200餘元，比種糧食作物高十倍多。”（《中國近代煙毒寫真》第195頁）因此鴉片的種植面積迅速擴大。每到春季，全國各地都是罌粟花盛開，一片美麗的鴉片風景。當時，山西、陝西、甘肅、黑龍江、江蘇、浙江、福建、山東以及雲貴川之省是鴉片種植面積較大的地區。

鴉片國產化的危害（2）

據蔣狄明在《中國禁毒歷程》一書的估算，1906年全國種植罌粟用地約為1871萬畝，全國總耕地為125億畝，罌粟種植面積佔了，其中西南的雲貴川罌粟種植面積較多，佔了全部可耕地面積的。由於罌粟的種植，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開始減少，有些地區甚至為此引發了糧荒。如西北地區乾旱少雨，農業生產條件較差，凡是有水灌條件的土地，往往種植罌粟，以取得較高收益。然後，再到附近地區購糧食用。這種情況的大規模發生，使西北地區糧食缺乏，極容易造成糧荒。在同治三四年（1877～1878）間，北方發生了大旱災，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直隸等地區草木枯死，糧食絕收，赤地千里，於是造成了北方地區的普遍缺乏糧食。飢餓的人們食盡了山上的草根樹皮，再也沒什麼可吃的了，以至於飢餓而死。據估計，北方地區餓死的總人數超過了950萬人。山西省災情最重，饑民達五六百萬人，餓死者超過了半數，有些村子所有的人全都餓死了，一個也沒剩下。這一大災難，雖是天災，其實與罌粟種植大有關係。當時山西巡撫曾國荃曾指出：“此次晉省荒歉，雖曰天災，實由人事。自境內廣種罌粟以來，民間蓄儲漸耗，幾無半歲之糧，猝遇凶荒，遂至無可措手。”（《曾文襄公奏議》卷八）但是，經歷過此次大饑饉、大死亡，山西的罌粟種植面積並沒有減少，照常種植，缺乏糧食儲備的情形依然如故，光緒十九年（1893）再次發生大饑荒，死人盈野，慘不忍睹。

四川省雖然是旱澇保收的天府之國，但是沃野千里，到處盛開著罌粟花，罌粟的種植嚴重地排擠了糧食的生產，使本來糧食產量很多的四川，也出現了缺糧的狀況，即使是正常的年份，也需要從湖南、湖北運糧接濟。如果“略見小災，小民蕩析離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數百萬人。”

雲南是煙土生產的重要產地，罌粟的種植也危及了糧食作物的生產。據記載，“種煙的季節，是在秋季播種，到次年春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