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大很多倍，吸者在短期內由胖變瘦，由瘦變成皮包骨頭，很快就被毒死。”（楊治國：《西康省雅屬的煙禍》，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在四川江津，1941年以後，“由鴉片製成的毒品——梭梭、嘈達、白麵、嗎啡、金丹、紅丸紛紛出籠，以其服用簡便，深得癮民喜愛。”（鄒遂良：《解放前江津煙毒》，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在雲南，抗日戰爭時期，除鴉片流行外，“還有一項更劇烈的毒害，就是梭梭煙和曹達（亦作嘈達）的流行。約1941年後，有川人來昆明，向吸菸人收買菸槍內積存的煙膏（即煙槍內的煙垢），用以配合沃水（又稱無水，即無水醋酸），製造最毒的梭梭煙和曹達。這兩種毒品，吸食攜帶都很輕巧便利，用微火隔紙略烘，便有輕煙出現，再用竹管把青煙吸食下喉，立刻可以止痛，但吸上癮後，面色由黃而青，由青而黑，飲食減少，精神疲弊。每天如不照習慣吸一定的數量，便和死人一樣。”（李子輝：《雲南禁菸概況》，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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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啡、海洛因的輸入與國產（4）

從上述材料看，白丸、紅丸兩種毒品是生鴉片與葡萄糖合成的，其成份仍以生鴉片為主；梭梭煙和嘈達兩種毒品，因配以無水醋酸，已發生了化學變化，其主要成份當接近嗎啡，應屬於嗎啡類毒品；從梭梭煙和嘈達的吸食特點、吸食者生理變化看，也接近嗎啡。

以上我們舉例說明了嗎啡、海洛因及土產的梭梭煙、嘈達的生產情況。從中可以看出，嗎啡、海洛因的製造、生產，與封建軍閥、國民黨腐敗官吏、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援、庇護分不開的。因為製造嗎啡、海洛因在法令上是禁止的，一些奸商也不敢明目張膽地生產，他們於是勾結軍政權要，由軍政權要提供廠址和保護，秘密生產、銷售。嗎啡、海洛因的製造，需要一定的技術和藥品，因此初期的生產製造，往往聘請日本技師進行技術指導。值得注意的是，福建晉江張林村全村幾乎家家生產嗎啡，成了嗎啡之鄉。這表明傳統的家族式經營在製毒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著名大鴉片販子葉清和在四川、上海先後設廠製毒，也是利用其親屬管理負責的。封建家族的血親關係，為製毒、販毒提供了組織基礎，並顯示了煙毒的中國特色。

隨著嗎啡、海洛因製作技術的傳播，在中國內地的鴉片產區，也發明了土產的新的毒品，其中梭梭煙、嘈達較著名。從其生產過程、品質特點上看，它們更接近於嗎啡。梭梭煙和嘈達的發明、製作表明，中國的吸毒、製毒水平也有了獨立的發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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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國產化的危害（1）

自晚清鴉片弛禁以後，國產鴉片以其低廉的價格抵制了洋菸，實現了鴉片的國產化。然而，鴉片這一毒品的國產化，導致了煙土價格的下降，吸食者的增多；導致了罌粟種植面積的增大、農業生產的萎縮；也導致了城市工商業的停滯。因此，鴉片國產化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第一，吸食者的增加。鴉片生產國產化以後，中國生產的鴉片質量不斷提高，以與進口鴉片相抗衡，而其價格僅相當於洋藥的一半。清光緒二十年（1894），四川鴉片每擔260海關兩，而進口鴉片高達528海關兩。同時，土產鴉片遍佈各地，可以就地販賣，運輸距離較短，所交厘金稅自然很少，而進口鴉片從通商口岸運銷內地，運費高昂，關卡抽釐，因此，越往內地洋鴉片價格越昂貴，土煙價格越便宜。即使在上海這樣的十里洋場，花上百十文就可以吸上一次上好的煙膏，一飽煙癮。據記載，“清末未禁菸時，（上海）租界中大小煙館密若繁星。大煙館如南北誠信第一樓、青蓮閣、五層樓、論交樓、昇平樓、南北寄園等，日夜客滿，幾如山陰道上，有迎接不暇之勢。此外，潮幫小煙館亦星羅棋佈，遍地皆是。另有廣州煙館，如廣誠信、正誠信、廣誠發、廣誠昌等，亦不下數十家。洋場煙膏，惟廣幫第一，各幫均不及。厥價較昂，每錢須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不等；每大洋一元，挑煙一兩，間亦只有七八錢，老吸菸者，非此不得過癮也。如吸別幫之煙，每過癮須五錢者，吸廣煙只須一二錢，蓋大土力厚之故。惟廣幫菸灰可以換煙，每灰一兩換煙四錢，別幫不能也。”（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第2頁）在上好的大煙館中吸食，每錢花費百十文，而在低下等小煙館中吸食，其價錢則更低。

另一方面，鴉片種植弛禁後，全國各地，無論東西南北，都大量種植，使無論城市鄉村，罌粟花都在盛開，鴉片煙膏都有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