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查普曼陳屍的地方，有個男人正在對一個女人說話。隆恩太太在調查法庭上作證說，她很“肯定”那個女人就是安妮·查普曼。安妮和那個男人大聲交談著，似乎處得很不錯，隆恩太太回憶說。她走過街道時唯一聽見的一點他們的談話內容就是那個男人說的：“可以嗎？”而那個被指認是安妮的女人回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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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畫一封信（1）

華特·席格是病理科學人員的最強敵手，就像一陣橫掃化驗室的龍捲風。

他那種類繁多的紙張、筆、油彩、郵戳和偽裝的筆跡令調查工作陷入混亂，還有頻繁地到處遷移而不在日記或行事曆上留下任何記錄，大部分信件和畫作也都不註明日期，而決定死後火化更是對法醫工作的最大打擊。當屍體在華氏一千八百度的火焰中燃燒，也就等於宣告DNA的終結。不知道席格是否留下了血液或頭髮等讓我們能夠確定屬於他所有的樣本，就算有我們也還未發現。

我們甚至無法取得席格家族的DNA圖譜，因為這需要他的子女或弟妹提供樣本。席格沒有子女，他的妹妹沒有子女。根據我們的瞭解，他的四個弟弟也都沒有子女。至於挖出席格母親、父親或弟妹的屍骨，只為了證實他們的粒線體DNA是否和鮑德化驗室奇蹟般的從年代久遠的樣本中發現的基因序列有一絲關聯，則未免太過荒誕而不切實際。

開膛手案不是用DNA化驗或指紋鑑定就可以破案的。就某個角度看來，這是好事。社會大眾期待病理科學能夠破解所有犯罪案件，然而沒有了人為的偵察技巧、團隊合作、努力不懈的調查和聰明的檢察官，所有證據都是空的。就算我們證明了席格和開膛手信件取樣的DNA相符，任何精明的辯護律師都會說，席格寫了信並不就代表他是兇手。也許他只是寫了幾封開膛手的信件，因為他有一種病態的幽默感。然後優秀的檢察官就會駁斥說，即使席格只寫了一封開膛手信，也難脫嫌疑，因為信件等於是一種招供。在信中開膛手聲稱自己謀殺了那些他直呼其名的人，而且還威脅要殺害政府官員和警察。

水印是另一個線索。我們已知有三封開膛手信件和八封席格信件上有亞皮利公司的水印。看來似乎是，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七年住在布洛赫斯特花園街的這段期間，席格用的都是亞皮利信紙，而且像卡片那樣對摺。正面有著淡藍色鑲邊，浮凸的地址也是淡藍色。亞皮利水印的位置就在摺痕中央。開膛手信件中有三封的信紙是沿著摺痕撕開的，因此只剩下半枚亞皮利水印。

除非開膛手傑克愚蠢到了極點，否則他應該會把摺疊信紙印有浮凸地址的那一半給銷燬。我這麼說並不表示罪犯從來不做蠢事，例如把駕照遺忘在犯罪現場，或者銀行搶匪在存款單上貼了張“自粘”便條，上面寫著自己的地址和社會保險編號。然而開膛手傑克沒有犯這類失誤，否則他早就在那個時代落網了。

此外，開膛手傑克也極為自大，從不認為自己會被逮到。席格想必不擔心自己寫的那些開膛手信件上的半枚水印，也許這是另一種“有本事來抓我”的小小嘲弄。我們在席格信件中所發現的亞皮利水印還包括一枚帶有製造日期的，而三封帶有亞皮利水印的開膛手信件上的殘缺日期，數字分別是十八、十八和八七，八七顯然指的是一八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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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畫一封信（2）

多次造訪檔案館的結果，我們持續發現其他想必也不曾被席格放在心上的相符水印。幾封在一八八七年寫給賈克·艾彌兒·布朗許的信所用的信紙有著黑色浮凸字型的地址列，和一枚喬伊森特級水印。仔細過濾了位於巴黎的法國資料圖書中心所收藏的布朗許、席格通訊記錄，我們發現在一八八八年夏秋到一八###年春天之間，席格仍繼續使用喬伊森特級信紙，至於布洛赫斯特花園街五十四號寄信人地址，不是無色浮凸就是有著紅色鑲邊的紅色字型。

愛倫於一###三年尾寫給布朗許的信上的寄信人地址則是雀兒喜區葛雷伯街十號，用的信紙同樣有喬伊森特級水印。格拉斯哥的惠斯勒收藏品中，有七封席格在幾乎同一時期寫的信件用的是亞皮利信紙。

在哈佛大學手稿部門的威廉·羅森斯坦爵士收藏品中，我找到兩封有著喬伊森特級水印的席格信件。羅森斯坦是畫家兼作家，也是席格相當信賴的朋友，因為席格曾經要求他在宣誓下說謊。一###年晚期，席格和一位薇蘭夫人交往。她是住在迪埃普的一名漁婦，他為她取了個“蒂婷”的暱名。儘管沒有證據顯示他和她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