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她是個“聰明人”，而且天性勤奮，可是當酒精逐漸操控她的生活，她也就不那麼在意該用什麼方式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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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編織和鉤花（2）

在死前的四個月裡，安妮頻繁地進出醫院。她大都在史畢多菲爾區的小客棧過夜，最近投宿的一家位在多瑟街三十五號。這條街就像扶梯的小橫杆連線著商業街和克里斯賓街。史畢多菲爾區的陰暗旅店裡總共有五千個寄宿床位。根據《泰晤士報》稍後對安妮死因調查法庭的報道，“只要一瞥……便已足夠讓‘陪審團’瞭解到，十九世紀文明值得人們驕傲的地方實在不多。”在安妮·查普曼的世界裡，窮人就像“牛群般被驅趕”，而且總是在“餓死”邊緣掙扎，受著貧苦、酒精和憤怒的滋養，暴力逐日壯大。

安妮遇害前四天的晚上，在客棧的廚房裡和一個名叫愛莉莎·庫柏的住宿客起了爭執。對方要安妮歸還她借走的一小塊肥皂，安妮氣憤地丟了半便士在桌上，要她自己去買。兩個女人開始爭吵，並一路吵到附近的林哥酒店。安妮摑了愛莉莎一巴掌，愛莉莎則出手毆打安妮的左眼和胸部。

九月八日週六凌晨，當這家位在多瑟街客棧的門房約翰·唐納文要求安妮如果想繼續住的話必須再預付八便士的時候，她臉上的瘀青依然清晰可見。她回答說：“我沒錢。我生病了，身體又虛弱，一直在看醫生。”唐納文提醒她規定就是這樣的。她回說她會出去賺錢，拜託別把她的床位讓給別人。後來唐納文告訴警方，她由巡警陪著離開客棧時“還帶著醉意”。

安妮先是在小派特諾斯特巷右轉，巡警最後一眼看見她時，她正轉入布魯許菲爾街，就是從東到西貫穿當時叫做諾頓弗門宗教特區以外的主教門街（Bishopsgate　Without　Norton　Folgate）以及商業街的那條路。要是她往北邊的商業街再過幾個街頭，就會到達蕭迪奇區，也就是音樂廳的地區（蕭迪奇奧林匹亞、哈伍茲和葛里芬）。再往北一點就是豪斯頓區，也就是華特·席格在音樂廳散場後漫步走回他位在布洛赫斯特花園街五十四號住處的路徑所在，以及深夜、凌晨時在某處漫遊時常會經過的地區。

凌晨兩點鐘，當安妮進入倫敦東區街道時，氣溫只有華氏五十度，溼氣凝重。她身穿黑色裙裝、頸部有鉤環的黑色長外套、圍裙、羊毛長襪和靴子，脖子圍著條黑色羊毛圍巾並且在前面打了個結，裡頭圍著一條她最近向另一個住宿客買的領巾。她的無名指上戴著三隻有著廉價金屬光澤的戒指。裙子口袋裡塞著只小木梳盒、一塊粗棉布和一小片撕下的信封紙，那是有人看見她在旅館地板上撿起，用來包裹她從醫院帶回的兩片藥丸，小片信封紙上蓋著枚紅色郵戳。

就算有人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半當中見到安妮，也沒人站出來承認。凌晨四點四十五分，一名史畢多菲爾市場的挑夫，三十七歲的約翰·理查森正走向漢百利街二十九號。這是一棟窮人的宿舍，和史畢多菲爾區的許多老舊房舍一樣，曾經是一間類似倉庫的工作坊，無數紡織工人在這裡用雙手紡紗，直到被蒸汽機取代而失業為止。理查森的母親租下這房子，將半數房間轉租給十七個房客。而他，身為盡責的兒子，每當早起時總要繞過來檢視一下住戶的安全。兩個月前曾經有人闖進來，偷走兩把鋸子和兩把鐵錘。他的母親另外也做包裝生意，工具被偷了可不算件小事。

十五　編織和鉤花（3）

確定屋子安全鎖著，理查森於是經由一條走道來到後院，坐在臺階上，拿刀割掉靴子上一塊突出的皮革。他的刀是一把“舊餐刀”，後來他在死因調查法庭上作證說，“大約五英寸長”，不久前他才用它來切“一小塊紅蘿蔔”，然後他毫不在意地把刀子放回口袋。他估計他坐在臺階上只有幾分鐘時間，而他的雙腳踩踏的石板地面距離稍後安妮·查普曼殘缺的屍體被發現的地方只不過幾英寸遠。他沒聽見任何動靜。接著理查森繫好靴子的鞋帶，朝著市場走過去，這時天色漸亮。

亞伯·凱多斯就住在隔壁的漢百利街二十五號。他的後院和二十九號只隔著道臨時搭起的木籬笆，大約有五到五英寸半高。後來他告訴警方，五點二十五分左右，他走到後院，聽見籬笆那頭有人喊了聲“哎呀！”幾分鐘後，他聽見重物墜落籬笆木樁的聲響。他沒有出來檢視那究竟是什麼東西，或者那聲“哎呀”是誰喊的。

五分鐘後，也就是五點半，伊麗莎白·隆恩經由漢百利街走向史畢多菲爾市場。她注意到在二十九號後院的籬笆幾碼外，也就是大約半小時以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