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頂住壓力，渡過難關。

Sara　Lee　集團公司CEO布蘭達·巴恩斯曾經說過：“我把自己的成功歸功於我在成長過程中接受的那些價值，如尊嚴、誠實、尊重別人等。你不可能曲解自己的價值觀。你必須遵守它們。你就是你。”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領導力中心主任——大衛·格根

發現自己的真北。大衛·格根想要過上一種與自己的價值觀（從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從小長大的杜爾海姆社群學到這些價值觀）一致的生活。他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先後為四位總統——尼克松、福特、里根、克林頓擔任過顧問的人。

1972年，當有人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總部的時候，格根就在尼克松的白宮政府工作。這次經歷讓他此後一直遵循著一條基本的領導原則——保持透明度。而這條原則也讓他自此一直忠於自己的價值觀。

在尼克松總統第一次任期時，28歲的格根被召入白宮，成為尼克松的演講稿撰寫人。就這樣，他成為了美國曆史的見證人。“剛開始到白宮的時候，我腦子裡滿是權力、榮耀、地位之類的東西。”他說道。但接下來幾年裡發生的事情讓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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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領導原則、道德界限（2）

他的野心讓他開始成為尼克松政府期間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回憶道，“我緊緊地把握住這次機會，和所有其他人一樣野心勃勃，甚至比他們更有野心。”1972年尼克松再次當選之後，格根被任命為總統演講稿的撰寫和研究團隊的負責人，負責管理50名下屬。“這時我很容易就相信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重要人物，根本沒有想到人們之所以認為我重要，完全是因為我所處的位置。我有一種與那屆政府裡的其他人一樣的自大和狂妄。”他坦誠道。

1973年上半年，當人們開始紛紛議論水門事件時，格根最初並不相信它是真的。“我們一直堅信，無論是尼克松還是白宮裡的其他人，都不會犯錯誤。”他解釋道。“尼克松直接承認了這件事情，海爾德曼（Haldeman）等人也用最肯定的方式對此進行了確認。”在1973～1974年期間，當公眾對水門事件的關注越來越強的時候，白宮內部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辭職離去，但格根感覺自己不能離開。“如果我在這個時候辭職，那就說明我在公開表示自己對尼克松總統的人品缺乏信任。所以我堅持留下來，希望能夠證明他是無辜的。”

直到1974年8月，在正式新聞公佈之前2天，格根才知道尼克松的罪行。可即便是到了這個時候，格根還是感覺自己不應當離開，那樣他會被看成是一隻“跳離沉船的耗子”，尤其是當尼克松總統要求他為自己撰寫辭職演說稿的時候。當他最後一次看著尼克松坐上自己的直升飛機離開白宮時，格根感覺自己的職業生涯也隨之結束了。他想起了1919年美國大聯盟冠軍賽芝加哥黑襪隊，由於它的球員被指控舞弊，結果被判終生禁賽。“我想我的職業生涯可能也要就此結束了。”他說道。

水門事件對我是一個警示。一直以來，我都認為手中的權力和榮耀能夠打敗任何挑戰，但事實並非如此。

幾乎就從那一天開始，格根的電話也不再響了。“突然之間，你變得不再重要。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隨後的那段孤獨而令人沮喪的日子裡，居然還有那麼多朋友，來自杜爾海姆的老朋友和大學同學一直支援他，這讓他終生難忘。

當你陷入困境，所有的辯解都是那麼蒼白的時候，你就會開始意識到什麼東西和哪些人才是真正重要的。這時你就需要重新回到自己的根源，回到自己最基本的價值觀上。

那些正直的人後來都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比如說Huntsman公司創始人和主席喬恩·亨茨曼（Jon　Huntsman）就是其中一位。還有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也挺過了這段時期，並最終成為高盛集團CEO，現在擔任了美國的財務部長。

“自從水門事件這次令人痛苦的經歷之後，”格根總結道，“我開始意識到透明的重要性。”

水門事件的教訓一直印刻在我的腦海裡，所以我會經常反駁自己的上司。這些教訓不停地提醒我應該堅守自己的真北。尼克松正是因為沒有一個明確的道德指標，才會瞬間崩潰的。

大衛·格根的水門經歷幫助他成為了一名真誠領導者。他意識到自己一直在被成為世界權力中心的榮耀和聲望所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