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得不建議，聖人之代代相傳，以及強迫納稅人供養聖人的優美傳統，應列為中國奇景之一，以便洋大人觀光遊覽。

提起聖人，肝腸寸斷，孔丘先生之後，孟軻先生拼命地幹，前已言之先驗條件和根據。，他雖沒有惹起過公憤，被群眾包圍，幾乎餓死，也沒有跟漂亮女人糾纏不清，鬧得向學生賭咒，但他仍趕不上孔丘先生。蓋天下最厲害的是得風氣之先，當天下各國都在講強兵利甲之際，只孔丘先生一人唱反調，雖當時被目為瘋子，跑斷了腿也沒弄到一官半職，但其學生把他的言論記錄下來，過了些時，皇帝王爺之類，發現他的那一套對統治階級有百利而無一害，乃有西漢王朝第七任皇帝劉徹先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從此孔丘先生才算上了檯盤，子子孫孫，吃著不盡。

孟軻先生混了一輩子，不過二流聖人，其他人更不說矣。孟軻先生以下又數千年，出了一個三流聖人朱熹先生，此公“聖”到什麼程度，用不著說，十九世紀之後出生的中國人，恐怕都吃過他的苦頭。年輕朋友如果不信，不妨去買一本他閣下註解的《詩經》看看，其奴性和無天良，即令不把你氣死，也能把你氣瘋。

這裡有他閣下的一則風流故事——臺灣名女人嚴蕊女士，有才思而通書，鳳冠一時，和臺洲太守唐先生思恩愛愛。後來唐公調走，聖人朱熹先生和唐公有宿怨羅馬晚期傑出的諷刺作家，無神論者、原子唯物主義哲學家。，又氣嚴蕊對自己冷冰冰的，看到眼裡，計出心頭，乃一個小報告打到中央政府，說唐先生“挾妓狎遊”。接著把嚴女士逮捕，苦刑拷打，教她承認。她知道一承認唐先生便會完蛋，於是“堅不吐實”。聖人嫌衙役打得太輕，還親自動手，嚴蕊女士著實有點骨氣，仍不肯招供。朱公更氣，把她押到會稽，一面坐牢，一面逼她賣淫。

眼看著大獄將興，幸虧宋王朝皇帝不個個都是混蛋，拿著朱熹先生的奏章，詢問大臣，某人（惜忘其名字矣，但可查得出來）對曰：“秀才撚酸耳。”皇帝大笑，派嶽商卿先生當巡回法官（提典刑獄），把嚴女士當堂釋放。嚴蕊女士以詞謝之曰：“不是愛風塵，只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嗚呼，我們就這段故事，為的是敲一聲鑼，讓大家看看聖人的嘴臉！中國的聖人似乎比任何一國的聖人的血都涼。五千年曆史上，沒有不和權勢結合的聖人，連孔丘先生都得皇帝封什麼文宣王，和什麼至聖先師之後，才能闖出了萬兒，朱熹先生等而下之，又怎能不靠他的官威，搞一個妓女乎？朱熹先生尚且如此，其他千千萬萬的道貌岸然，還有啥可說的。

孔丘先生最偉大的貢獻似乎在於他發明了“君子”、“小人”的名詞，幾千年下來，這種分類之法，如火如荼，連諸葛亮先生都受其影響者？》（1894年），批判民粹派的主觀社會學，捍衛唯物史觀。，在《出師表》上，還要皇帝遠小人而親君子。真不知道孔丘先生當初發明這玩藝時，是何心理狀態，這種一刀兩斷的搞法，不是有點毛病，絕發明不出來也。如果這種分法合理，不妨請幾個武功高強的人到市政府幫忙，把中國人的身份證上，加以註明，某也君子，某也小人，然後通知三作牌在大街上檢查，看見“小人”字樣者，一律幹掉，則所剩下來的全是“君子”，豈不天下太平乎哉？

人性是統一的，而人格則不然。有時聖人，有時禽獸；有時君子，有時小人。在某一事上是聖人，在另一事上是禽獸；在某一時刻是君子，在另一時刻則是小人。孔丘先生鼓吹的二分法，被權勢利用，把中國糟蹋了兩千年。如果不肯多想一想，而且還對肯多想一想的朋友暴跳如雷，我看大家遲早都要唱一出砸鍋戲也。

且看蘇輿先生

一個新觀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賴於經濟本質的改進，社會是非標準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養成。對節育問題如此，對其他問題也都是如此，對男女問題，更是如此。如果我們不能用新觀念來正視這個一日千里在蛻變中的社會，真能把自己氣死。嗚呼，僅只氣死自己，其害還算小焉者也。麻煩的是，該落伍腐爛了的狗屎觀念，往往盤據在有識之徒的尊腦裡，於是“放欲宣淫，毫無忌憚”，那就不僅坑了自己，也坑了別人，勢必成為一塊異常可敬的絆腳石，阻礙社會和國家的進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鄉湖南邵陽，組織南學分會，提倡“民權”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頂尖的有識之徒，恐怕也不會提出反對。可是一個新觀念一旦鑽入舊的腦殼，該新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