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本質的區別，因為孔子曾明確地說過“君子不器”，他堅決反對把人當作器物。

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在政治上提倡“以民為本”。孟子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還說：國君有過錯，臣民可以規勸，規勸多次不聽，就可以推翻他。就是這段話據說得罪了後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孟子掃出了被祭祀的行列。把這句話用在企業管理中，可以理解為勞動者為貴，組織次之，高管人員（包括董事長）為輕。聽到這話，恐怕不少老總也要把孟子橫掃出去了。正因如此，在孟子的思想中，處處顯露著反對專制的民主思想的光輝。他尖銳地指出：“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作為管理者，只有站在被管理者的角度思考問題，才會獲得大家的支援，“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這種思想甚至比當今某些打著關心員工而行一己之私的管理者做法，不知要民主了多少倍！孟子的理想社會應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這種理想對我們當今以自我為中心的現狀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批判。而這種現狀的產生，不能說與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沒有關係。南懷瑾老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經非常辛辣地對西方文明作了揭露，他認為西方國家名義上是“十字架”文明，其實已經變成了“丁”字文明，因為他們除了對下一代盡義務（也僅到18歲）之外，已經不再關注和孝順他們的父輩，那裡的老人似乎成了典型的“社會人”，而這種做法在中國絕對是要受到輿論和道德譴責的。在西方，一切在“法”的旗號下，家庭觀念變得淡薄，父子兄弟關係疏遠，一切都淹沒在冷冰冰的經濟關係中。號稱民主和關愛人的西方社會竟然是如此薄情，那麼那種處處強調以利潤為中心的企業管理理論中所謂的以人為本究竟是什麼，則真讓人打個大大的問號了。中國自孔子始，在論著中始終把人倫之大禮放在做人的最基本的準則上。拋開“君臣”的封建思想，我們的父子長幼之序正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關鍵。而這在企業管理中，則正是建設親情文化的先天基礎。孟子“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他認為善性是人類所獨有的一種本性，也是區別人和動物的一個根本標誌。同時他也強調要重視對人的教育；強調客觀環境對人的影響。

孟子猛烈地抨擊那種“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的現狀，認為是“此率獸而食人也”。現如今某些先富起來的暴發戶們大肆鼓吹富人應該住在“富人區”裡，可以聲色犬馬地縱慾，而窮人別指望家家有自己的房子，不要說是已經違背了社會改革的初衷，而且也嚴重地背離了先賢們關於仁政的基本思想。貧富差距的加大不僅不利於社會的和諧，更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因為那種“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錐之地”往往是社會動盪的先兆。孟子的思想影響深遠，他的“民本思想”成為後來改革者、革命者的理論依據。他的人格標準激勵著歷代仁人志士不畏權貴，為真理和正義而勇敢抗爭。

以法為基

1。“德”和“法”的關係

我們說以人為本是管理的核心，但它絕不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中只談私情而沒有法制。試想沒有法制作保障，一個王朝、一個社會能夠穩定幾百年嗎？

最近幾年，中央相繼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方針。對此，有些人搞不清楚其中的關係，甚至某些學者將它當作相互矛盾的概念，認為既然提出了“依法治國”，還提什麼“以德治國”？其實他們恰恰沒有搞清楚二者正是管理的一體之兩翼。“法”是人們要遵守的最基本準繩，但很多人和事不可能是“法”所能涵蓋的，還必須依靠道德輿論來教化之、約束之。因為對有些人來說道德對其已經不起任何約束作用，或者說這種人已經沒有任何羞恥之心，那麼一旦觸及法律就要繩之以法了。從根本上說是以“德”來管理人心，但到了如孔子說的“禮崩樂壞”的地步，必須要靠“法”來維持最基本的秩序了。正如古人云：道之不存，代之以德。道亂了，或說世道亂了，才要用德來治理；而德之不存，則求之以法。

2．“權變理論”與“寬猛相濟”

關於“德”和“法”的關係，我們的祖先早就提出了“寬猛相濟”的方針，這是古人提出的一條治國謀略。所謂“寬”，是指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管理人民的過程中採用寬鬆、懷柔、恩惠的策略，使人民能夠自覺地接受並遵循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