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韋伯認為，社會的理性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

1620年11月11日，一艘大約30米長的三桅帆船在北美大陸的科德角外拋錨，這艘名為“五月花號”的大帆船載著102名乘客，在抵達之前，在茫茫大西洋上漂泊了66天。由於拋錨的地方遠離預定目的地，無論是他們與英國墾殖公司簽訂的經濟合約，還是與上帝之間的宗教約法（船上有清教徒，還有許多非清教徒），此時都不再有效力，船上的臨時團隊面臨解體。

乘客們脫離社會秩序，回到了自然狀態。如果他們就此解散，各自為戰，顯然無法在嚴寒、貧瘠的新大陸生存。面對不可知的未來，如何開始？以清教徒為主的41名成年男子簽署了一份公約：

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強基督教信仰，為了提高國王和國家的榮譽，我們漂洋

過海，在弗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

有教堂的商業文明（2）

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更好地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

頒佈的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

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

這份寫在一張簡陋的紙上的契約，就是日後有名的《五月花公約》，它從法理上肯定：國家權力來自全體社會成員以契約形式出讓的部分私權利的組合；法律是為了維護全體社會成員的整體利益，而不是為了維繫某種統治秩序。

《五月花公約》是美國政體的基石，它清楚地表明瞭“宗教和商業”在美國至關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認為，宗教改革家加爾文堪稱美國的精神國父，加爾文的清教主義不僅是一種宗教理論，更是一種政治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中的約法觀念，以及其中所體現的*觀念、習慣和操作規程。

清教徒視世俗的職業為天職，殫精竭慮、持久不懈、有條不紊地勞動，這種倫理觀，造就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的獨特人格：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嚴肅刻板、講求實效、嚴於律己。他們認為：人的一生時光都應用來為上帝的榮耀服務，浪費時間是萬惡之源；人要熱愛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給人的任務；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是神的意志，這樣會促使人們將分散的精力集中起來進行精工細作，社會總財富也會增加；杜絕鋪張浪費，崇尚儉樸之風。這些構成了西方企業家的基本特徵，用一句話概括：拼命賺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對內GDP貢獻過半，對外“中國製造”遍及全球，與此同時，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企業家。按照傳統的思維方式，即從賺錢的角度來看，很多企業家都很成功。在“拼命賺錢，拼命省錢”這方面，他們做得很出色，但是在“拼命捐錢”這方面，似乎做得不多。一些企業或企業家進行慈善捐款，往往是響應政府部門的要求，或是帶有明顯的商業色彩，而非出於內心深處的善意。

這其實反映出，我們企業家的財富觀停留在財富本身，目的僅僅是“擁有財富”、“實現自我”。這又進一步反映出，我們企業家缺乏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叩問、自省。面對這個問題時，中國的企業家很難作答：“我們生活、工作、奮鬥的最終目的是什麼？當人離開這個世界時，生命的意義何在？”

當我們面對另一種既有的，卻常常被忽視的原則時，便會發現，原來自己僅僅停留在此岸，而非彼岸。時間來到21世紀初，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前後，我們發現，靈魂在徘徊。

正是在思考企業使命和個人價值的終極意義過程中，很自然地，我們會向一些國外的標杆企業和企業家學習。從那裡，我看到，他們對於企業使命的思考，是與西方傳統文化、社會背景甚至宗教信仰一脈相承的，是一種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行為。談萬科的企業使命、個人價值的實現，只和國外標杆對位比較是不夠的，畢竟我們身處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

新教倫理是西方企業家的精神源泉，那麼，中國現代企業家的精神源泉在哪裡？

【資料：洛克菲勒】

約翰·洛克菲勒的父親做過遊醫、木材商人、馬販子，母親是一個虔誠的浸禮會教徒。作為長子，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對經商的興趣，又從母親那裡繼承了精細、節儉、守信用、一絲不苟的品質。

約翰·洛克菲勒建立的標準石油公司，在巔峰時期壟斷全美80％的煉油工業和90％的油管生意。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