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是他的「沃不爛、煮不熟」的老脾氣又發作了。』『沃不爛、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語，有剛愎自用之意。接著，汪惟賢舉左宗棠在軍機處議俄約及『海防』一事，來支援他的看法。

原來新疆回亂一起，俄國以保僑為名，出兵佔領了伊犁，揚言暫時接管，回亂一平，即當交還中國，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後克復烏魯木齊、吐魯番等重鎮，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開始議及規復伊犁，要求俄國實踐諾言，而俄國推三阻四，久假不歸的本意，逐漸暴露。於是左宗棠挾兵力以爭，相持不下；這樣到了光緒四年秋天，朝議決定循正式外交途徑以求了結，特派左都御史崇厚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又賞內大臣銜，為與俄議約的全權大臣，許他便宜行事。

這年臘月，崇厚取道法德兩國，抵達俄京聖彼得堡，立即與俄國外務部尚書格爾思展開談判。談了半年才定議，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權大臣』資格，在黑海附近的賴伐第亞，簽訂了『中俄返還伊犁條約』，內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予俄；增開通商口岸多處；許俄人通商西安、漢中、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訥貿易自由。

訊息傳回國內，輿論大譁，痛責崇厚喪權辱國。而崇厚敢於訂此條約，是因為背後有兩個強有力的人在支援，一個是軍機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與『北派』領袖李鴻藻抗衡的『南派』領袖，深得兩宮太后的信任。一個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以繼承曾國藩的衣缽標榜，在軍務與洋務兩方面的勢力，已根深柢固，難以搖撼。在議約的半年中，崇厚隨時函商，獲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簽約；而且未經請旨，即起程回國，留參贊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鴻章雖都贊成伊犁條約而動機不同。沈桂芬是因為僵持的局面持續，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債就不能不借，長此以往，浩繁的軍費會搞得民窮財盡，用心可說是委曲求全。

李鴻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惡而至於決裂，一旦開戰，俄國出動海軍，必攻天津，身為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就不知道拿什麼抵擋了；其次，左宗棠不斷借洋債擴充勢力，自非李鴻章所樂見，伊犁事件一結束，左宗棠班師還朝，那就無異解甲歸田了。

無奈崇厚的交涉辦得實在不高明，兩宮震怒，士林痛詆，連恭王與沈桂芬主持的總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諸大臣，亦覺得過於委屈，有改議的必要。

於是朝命以出使俄國大臣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啟程回國的罪名，開缺交部嚴加議處。所議的俄約，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這就是所謂『廷議』。

廷議的結果，崇厚所籤的條約，無一可許，兩宮因而如開『御前會議』，慈禧太后原想嚴辦崇厚，加以『翰林四諫』中的寶連與黃體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語中侵及李鴻章與恭王；這一來，崇厚便免了革職拿問，交刑部議罪，雖非鋃鐺入獄，而軟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這度日如年的況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舉是牴觸『萬國公法』的，各國公使，群起抗議，但朝廷不為所動，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欽差大臣、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兼使俄，謀求改約；一面將崇厚定了『斬監』的罪名。

不過，朝廷並未放棄和平解決的意願，備戰以外，由李鴻間策動英、法、德三國公使，出面調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監禁，然後曾經澤才在光緒六年六月，由倫敦動身赴俄。

交涉開始之時不會順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紀澤不愧名父之子，運用他對『萬國公法』的知識、出使的經驗及關係，促請英、法駐俄公使的協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兩天，與格爾思改定了約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處；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賠償軍費增加四百萬盧布，共為九百萬。

當中俄關係緊張時，李鴻章提出『海防論』的主張，與左宗棠的『陸防論』針鋒相對。

及至左宗棠到京入軍機，先議俄約，由於曾紀澤挽回利權之多，超過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滿意，無甚爭執；後議李鴻章『海防』的計劃，他的話就多了，由海防談到陸防；一轉而為西陲的形勢，與他在新疆用兵的經過，滔滔不絕，目無餘子，軍機處只聽得他一個人又說又笑，『禮絕百傣』的恭王，默坐一兩個時辰，連句話都插不上。

『大先生你想，』汪惟賢說∶『不要說恭王，哪個都吃不消他。恭王忍了又忍，忍到後來，索性要軍機章京把原折收了起來，不議了。』『不議了？』胡雪巖詫異∶『李合肥的海防，規模大得很呢！要開辦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