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如“禽獸而能言耳”。——孔融好為偏激之論，但他的主張，用傳統的語言，竟難以駁倒。俗諺說“兩人不看井，三人不出門”，信矣。您想啊，只要兩個人一商量，就擁有了多數的名義。魯迅說翻開歷史一查，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幸好我們還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另一種議論，如金朝的王若虛，與人論張巡事，人問殺人“為己不可，為國何害”，王若虛說：“為己與為國等耳，天下只有一個是。”人又說“圖大事者不顧其小”，王若虛說：“守城之事小，食人之事大。”其他如王通說的“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王夫之所說的“無論城之存亡也，無論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袁枚說的殘忍的原因縱然不同，殘忍總是殘忍。正是這些議論，使人讀史時仍存一些信心。

清代王士禛，講過一個鬼故事，說的是張巡妾的後身向張巡的後身索命。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故事裡說出這樣一句話：“君為忠臣，吾有何罪？”讀此知人的同情心，雖經千年碾磨，終於不滅。不過紀曉嵐又反駁說：“古來忠臣仗節，覆宗族，糜妻子者，不知凡幾，使人人索命，天地間無綱常矣。”——一點錯也沒有，本來就是那樣。

明代有一部戲曲，叫《雙忠記》，須讀此劇，才知如何“仗義殺人”。劇中張巡要殺妾，心中不捨，可見是有情有義的漢子；然後，那位娘子不待張巡開口，自己先猜出來，又免去了張巡的啟齒之難。下一步，張巡表示“心悽切，心哽咽，不因王事何忍別”，聽著倒像是要自殺，他的妾則很知大義地說“臣死君，妾死夫，理所當，情何辜”，對這位吃人夫君，不但不埋怨，反而要“今生未了，又結來世緣”。——敢情被吃一回，還不過癮。許多事情，都如《雙忠記》之於張巡事，塗飾一番，便成高節，成大義，成美談。新文化運動時，大家都罵禮教殺人。其實禮教自己是不殺人的，它只負責勸人甘願被殺，以及將慘狀敘述為妙事耳。順便說一句，《雙忠記》在京劇和粵劇裡還在唱，儘管版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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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勿語中尉正承恩：嚴延年

勿語中尉正承恩：嚴延年

假如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一個盜賊也沒有，豈不是政治清明，社會完美，大同盛世、大大同盛世？假如這麼想，你就錯了。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只能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作惡的能力被統治者獨佔了。幸運的是，人類的政治還從未曾達到過這種極致，儘管有許多次都相當地接近。

嚴延年任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庶幾太平。他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多殺人。他的朋友看他殺戮太重，寫信勸他，他回信說：河南當天下嚥喉之地，又承周代餘弊，壞人多好人少，怎麼不可以痛加剷除？為了樹威，他把各縣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數里，河南人恐懼戰慄，背地裡叫他“屠伯”。

西漢的酷吏，往往有立致太平的政聲。郅都做濟南太守，如狼牧羊，郡內道不拾遺；義縱治南陽，吏民重足一跡，其治定襄，以前的壞蛋都改行做了官府的幫手。王溫舒做廣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盜賊不敢過境，及做上河內太守，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夜裡連狗叫聲都聽不到；尹賞任長安令，幾個月後，本來囂張的盜賊，死的死，逃的逃，長安頓時安定。其餘諸人，大致如此。

酷吏的另一個好名聲是清廉。腹誹罪的發明人，酷吏之宗張湯，死後遺財不到五百金；王溫舒死後，家產不值五十金。郅都最有廉名，從不收禮，在官不拆私信，常說：既然出來給皇帝做事，家裡的事，只好不顧了。

酷吏最大的特點——在我們平民看來，簡直就是美德——是和豪強作對。酷吏之祖侯封，便是被呂后用來壓制劉氏宗室。寧成也是如此，皇帝委任他做中尉，便是專門讓他約束宗室。餘如郅都的誅戮濟南大姓，行法不避貴戚，權貴都不敢正眼看他；王溫舒到廣平，一下車便捉捕郡內豪強，連坐至千餘家，往往族滅。張湯擅長整治諸侯王，排挫富商，鋤滅豪強，也是他的拿手事。

嚴延年更是如此。他的治術，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之人犯了法，他不惜舞文弄法，為他們脫罪；豪門若欺負小民，他同樣舞文弄法，必致之於重罪。這一點有些像後代的海瑞，海瑞力不能多殺人，但手段一同漢代的酷吏，其清廉也很像其中的幾位。

可惜酷吏的功用，並不是解紓民困。西漢的酷吏，正史中有傳的一共十八人，有十二人是漢武帝之臣，不是巧合。中國的帝制起於秦始皇，成於漢武帝，謂之秦三世，亦無不可。帝師李斯的理論之一，是把社會壓扁。在他看來，對帝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