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閒言碎語，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過，郭氏為人豁達，不願與那些目光短淺的人去爭一日之短長，這些他都一笑置之，並不放在心上。然而，後來，以權勢炙手可熱的楊宇霆為首的一些頭面人物，也冷言冷語，對他處處刁難、排斥，他就難以容忍了。

如果說郭松齡與楊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還比較隱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就變得日益尖銳起來，如在榆關，九門口之戰中，“當榆關久攻不克時，張作霖命姜登選、韓麟春率部由九門口攻入；當姜、韓所部順利到達沙河寨，包圍山海關背後之敵時，遭到直軍的頑強抵抗。姜登選與張學良商定：將山海關郭軍的八個團加入沙河寨。郭松齡奉命趕到後，堅決要求接替第一線，從正面突破敵人。‘姜、韓認為郭氏爭功’，破壞軍紀，讓郭‘充作預備隊’。張學良也不同意郭的請求，對郭略有責難。郭憤然率部撤退，掉頭而去。張學良聞訊，‘馳馬隨到二三十里外，才將郭松齡勸住，兩人曾在一茅屋裡抱頭痛哭’。後來，張學良常講他有段‘張良月下追韓信’的故事，就指的是這件事。郭松齡撤離戰場當然不對，但據他後來給張學良的信中說：他當時離開戰場，‘並非抗命，實畏姜、韓謀殺耳’（戰後姜在北京曾對李書城言，未能殺齡，實齡之僥倖’）。⑥

後來，郭松齡還是又率部返回前線了，並在這次戰鬥中，機動靈活，避實擊虛，出其不意地繞道衝至敵軍側後的海洋鎮，單刀直入地進行突襲，切斷直軍退路，加之李景林、張宗昌的密切配合，馮玉祥也突然倒戈，宣佈“班師反吳”，所以終於把直軍打了個落花流水。事後，張作霖論功行賞，許多將領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齡卻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對張作霖不滿的種子。

何以竟會如此呢？要說起來，這與奉系軍界領導層中的派別鬥爭是有關係的。原來，“張作霖手下將領中，有‘士官派’和‘講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領袖是楊宇霆，拉攏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姜登選、韓麟春等為一派；而講武堂派則由郭松齡及張學良糾合東三省講武堂受訓學員自成一系。楊宇霆因見郭松齡與張學良相處至近，乃屢向張作霖進言，表示郭的兵權日重，恐生後患，宜加裁製。恰當此時，郭松齡經徵得張學良同意，將俘獲的直軍三萬人，除補充各部隊缺額外，餘二萬人，編成三個旅並委劉振東、劉偉、範蒲江分別為旅長。張學良回到奉天把這事報告給他老子時，不料，碰了一個釘子；張作霖不允所請。原因是，張作霖已採納楊宇霆的擬議，決定將這批直軍俘虜，分別撥給姜登選與韓麟春，各擴編一個師。張學良迅將這訊息電告郭松齡，但，郭認為此事已當眾宣佈，重要人事，業已成命難收。張學良回防時，郭松齡已把改編事生米做成熟飯，造成既成事實。事後，也只不過把補充旅的名義，改為補充大隊，實質上人槍並未撥出去。張學良和郭松齡既是同一鼻孔出氣，而且擴編的又是他屬下的部隊，他也就樂得順水推舟不加問聞。但郭松齡和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之間的隙嫌，士官派和講武堂派的裂痕則愈來愈深了。”⑦

是的，問題是嚴重的，如果說三萬俘虜的改編還僅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隨後的顯然有些考慮不周的封官晉爵，則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實，細想一下，也難怪，奉軍既是一個成分複雜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武裝集團，它的穩定、興盛是相對的，而它的動盪、衰落則是絕對的。果然，奉張政權的這種表面的紅火時期並未持續多久，就又變生肘腋，風波迭起了。

“本來，當蘇皖兩省督辦人事尚在懸虛的時候，張作霖徵詢郭松齡，要他出任江蘇督辦。郭松齡不願放棄兵權，婉謝之餘，提出一個建議，主張由張學良為直隸督辦，並指揮軍務，既可拱衛京津，也可屏障東北，另調李景林督魯，張宗昌督蘇，姜登選督皖。郭認為這種安排，一旦東南有事，張宗昌足以當之，萬一不濟，不過失掉江蘇一省，不致動搖東北軍的根本。張作霖對郭的意見，未始不以為然。豈知問到李景林，李為直隸人（直隸棗強縣人），不願放棄督直職位，這時楊宇霆又放出風聲，認為張老帥若保少帥做直隸督辦，將無以服眾心。所以，最後終竟發表了楊宇霆督蘇和姜登選督皖。

“郭松齡見所提意見，未被接納，且又甚不齒楊宇霆的政客作風，一時心灰意冷，頗為消極。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參觀軍事大演習，一時似有久居之計。就在旅日這段短時間，郭松齡似和馮玉祥幕中北京陸大同學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談，這就成為聯馮叛張的一個重要伏線。”⑧

這個評述是客觀的，有道理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