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令下，機場上幾千群眾就會象潮水般向他衝過來，他要回南京過聖誕節的美夢就會煙滅灰飛似的。

英武豪爽、神態自若、身披大氅、內著將校服的少帥過來了，他與楊虎城等親密同僚匆匆話別，將一紙親筆手書交到楊虎城手裡，那上面寫的是：

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候（即于學忠）指揮。

此致

何、王、繆

董各軍

各師長

張學良

廿五日

以楊虎臣代理餘之職。

即日

蔣介石由宋美齡等攙扶著，匆忙登上飛機，騰空而去。張學良從容不迫地環顧四周，帶著顯然有些依戀之情，向站在遠處不免為他的安全捏著一把冷汗的群眾揮了揮手，即轉身緊走幾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機，也向東飛去。兩架飛機將首先飛往洛陽。這時，在雲層背後的太陽已經西斜，大約是下午四點多鐘。

對於很快就要放蔣和張學良可能要送蔣回南京，周恩來是察覺了的，並曾向黨中央作了報告，但情況如此急轉直下，張學良甚至沒有同他說一聲，就匆匆忙忙陪送蔣介石回南京了，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來“周恩來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關於放蔣條件的指示覆電，內容是：一、國民黨政府宣佈國內和平，與民更始，蔣介石也發表同樣內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軍分別向豫綏兩省撤退。三、部分釋放愛國分子與共產黨員。其中第一項是關鍵，只要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作了公開正面表示，就是承認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蔣介石也不好輕易反悔。周恩來接到電報，還沒來得及與張學良商量，張學良已經陪蔣介石回南京”⑦了，實在遺憾得很。

那天，張學良離開金家巷不久，孫銘九就得知張、楊二將軍去機場送蔣的訊息，他立即向周恩來報告了這個緊急情況。張學良對周恩來是敬重的，他對他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艱苦卓絕的工作，是懷著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總認為，他們此次舉事雖帶有一定的軍事陰謀的性質，可卻完全是為了抗日，是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準則的，也關係著國民黨的興亡絕續，而絕非出於私利，或欲與誰去爭一日之短長，因而覺得踏實，心安理得。而對於蔣介石會背信棄義，對他們進行報復這一點，卻估計不足。周恩來曾對他多次相勸，讓他不要對蔣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別是對他的陰險多加提防。可是，他有點忠言逆耳，未加重視，加之蔣的回寧提前了，事出倉卒，所以未與周恩來再作協商，現在周恩來得知此事，也不禁一驚，不無責備地說：“這麼重要的事，為什麼不早點報告？”孫說：“我以為他同你們商量過的，他走也沒有告訴我啊！”另據張學良的副官張沛漢談，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當蔣介石回南京去機場時，“周恩來來到了張公館，只有我在家值班。他進屋後，十分著急地說：‘張將軍要送蔣先生回南京，我馬上到機場去，勸阻張先生不要去南京。’我們來到車庫，要了一臺車，就駛向機場。

“周恩來幾次讓司機快點開，車子幾乎飛了起來。車中，有周總理、我和他的一個隨行人員，周總理對我說：‘這麼大的事情，張將軍事前一點也沒有和我說（這顯然指的是提前放蔣——引者）。我們無論如何要勸他不要去。’可是已經晚了，車子到機場時，蔣介石專機的螺旋槳已經轉動了。在回來的路上，周恩來沉默不語，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來在長安縣禮堂向東北軍的軍、師、團長講了話。他臉色嚴肅，語調深沉，他說：‘革命的同志們，換一句話說，就是親密的戰友們，我馬上就要回陝北啦。張將軍送蔣先生回南京，同志們大多數還不知道，昨天走的，張將軍就可能要晚回來。……同志們，你們要記住，你們有個朋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張將軍回來之前，你們有什麼困難，就來找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對你們負完全責任。’周總理的講話，深深打動每個人的心。他的語音一落，立刻就響起了掌聲。”⑨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的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對於它在停止內戰、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成功地實現了由國內階級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動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這方面，可以說是舉世公認，對國內外大多數史學工作者來說，是沒有什麼異議的。但對於張、楊兩將軍的評價，對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張學良的南京送蔣等問題的看法卻不盡相同，如張、楊兩將軍的行動，明明是出於愛國的赤誠，善良的願望，是順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