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公意和歷史潮流，真正“大有功於抗戰事業的”，然而，有少數自稱“不務華美，但求真實”，“品評是非，一本良知”的學者，恰恰在有關西安事變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顛倒了是非。如有本書裡就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劫持最高統帥”，是“不明時勢，不通事理，不守綱紀，不顧民意”之舉等，恐怕失之偏頗，不論是與史實、民心，亦或歷史的公斷，都是相距甚遠，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當然，也有些分歧是因學術觀點的不同引起的，這是可以研討的。如關於張學良的南京送蔣，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出於民族大義，不顧個人安危，親自陪送蔣介石去南京，精神固然可佳，但由此卻也帶來嚴重的損失。他的南京被扣，終身失去自由，便是因此而引起的。王以哲將軍的被槍殺，東北軍的衰落，西北“三位一體”的解體等，更是嚴重的後果，所以此舉實屬重大失策，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錯誤。個別西安事變研究者甚至發出了“假如我是張學良”這樣的唉嘆！

有道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一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這無礙大局，也正象俗話所說的：“人間自有是非，公道終在人心。”對此有所非議者，歷來人數不少。但對此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