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身，而是為了家庭、為了子孫請功的利己性和算計性為動機的。掘桂一郎的“獻身的道德”將主從關係看成是單面的、非利己的，而家永的“雙向契約”則是將主從關係看成雙向的、利己的和算計的。

事實上，武士確實有基於利己的動機而爭取功名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否定主從道德中“無我”的實現。既然無私是以私性為前提，那麼武士的利己性質和“無我”的性質就可以重合在一起，並不是自相矛盾的。

在武士的共同體中，主君是一個具體化了的整體。服從君主命令的武士有時不惜用欺騙的辦法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為了爭奪名利，在箭上還刻上了自己的姓名；為了謀求主君的賞賜，即使是白天家中有紅、白事，晚上也要奔赴沙場。這種強烈的自我主張作為武士的道德、戰爭的規矩被認為是加強武士團團結、引導全軍走向勝利的手段而受到嘉獎。而且，那些不為主君即集團整體貢獻的自我主張要受到嚴重的懲罰。

在鎌倉武家社會，有受主君的權威身份嚴格束縛的主從關係，也有不受約束的主從關係，二者是可以同時存在的。御家人是將軍的家人，同時也是總領統率各個武士團的主君。在鎌倉前期，採用“總領制”的武士團組織，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結合在一起的，祖先傳下來的領地，也是以總領為中心的一族分割繼承的。對外部來說，總領代表一族，作為本家的總領和作為分家的庶子分別率領家子、郎黨和隨從經營領地。

由此可見，鎌倉幕府的體制是由將軍的御家人以及御家人和隨從的關係這種兩階段的主從關係構成的。但是這兩種主從關係擁有不同的性質。將軍和御家人的關係比較自由，為一種近似於雙向的契約性關係；而御家人和隨從的關係則比較傾向於單方被迫從屬的單向關係。

如果將“無我”的實現當作獻身的道德，那麼“無我”和“無私”就是規定隨從對總領態度的道德規範。但是“無我”的實現並不只適用於御家人和隨從的關係，它還對將軍和御家人之間的主從關係有約束作用。為了謀求家、武士團和武士團整體的生存，各個層次的主君都必須採取“無我”、“無私”的態度。

武士團組織雖然逐漸擺脫了血緣關係紐帶的限制，但是“無私”的精神並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受到重視。支撐武士團組織的總領制在鎌倉後期瓦解，隨著分割繼承向長子繼承過渡，總領和庶子的關係也向主從關係變化，武士團也從血緣組織向地緣組織轉變。作為血緣組織的武士團，血緣紐帶不斷，其聯絡家族成員的“家族之情”就必不可少。但是隨著武士團組織向地緣組織的轉變，血緣觀念逐漸淡薄，就需要能代替“家族之情”的東西來聯絡成員之間的感情。“無私”精神就是在此背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自然形成的“坂東武夫習慣”在禪宗和儒教傳入以後，受其影響逐漸發展成為了“武士之道”。在鎌倉初期，武士從密教中尋求現世的慾望，祈求來世能得到往生。到了北條時賴和北條時宗執政時代，武士開始吸收禪宗思想。禪宗向培養武士堅韌精神、以自我和宇宙的事理一體為目標的修禪方向發展，經過時賴和時宗，禪宗的影響擴大到了御家人階層。

主從關係上血緣性的淡薄、雙向契約的性質增強，對主君和隨從來說，可以互相選擇的幅度放寬了，因此利己行動也逐漸增多。從根本上來講，支撐這種主從關係的道德就是無心、無我、無私。正是無心、無我、無私構成了舉世聞名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基礎，對日本國民性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章　武士，一個階級的構成（5）

二、日本武士與日本魂

刀，是日本人武士精神的寄託。軍刀是武士之魂的象徵。1945年，柳川平助病危，臨死之前，特地命人取出軍刀，用最後一點力氣將它握緊，抱著軍刀而死。無獨有偶，當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傳來，和柳川一起參與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也將天皇賜予自己的“奉節”軍刀拿出，放聲大哭。

日本幕府統治了日本800多年，在這800年裡，有多少武士剖腹自殺，已經無法考證，但提及日本精神，人們總會聯想起那些神色凝重，手執日本刀，看不出一絲恐懼的武士，想起他們果決地將戰刀刺入腹中的情景。

古代的日本武士喜歡把刀叫做“太刃”，村正是日本最著名的“太刃”產地。早在室町末期，村正制刀就已經聞名全日本，其斬切能力出眾，吹毛斷髮。愛村正刀的人多，死於村正刀下的更是不計其數，以致後來的德川家將其當作不祥之物，斥為“村正妖刀”，禁止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