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作為亞洲地區唯一的一個文明國家，日本應該擔任起管理、壓制其他國家的任務，成為亞洲的“英國”。在這一近代日本國家性企圖中，也包含著重組亞洲、特別是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的企圖，而作為亞洲文明國的日本必將擔任亞洲的盟主。福澤針對歐洲勢力東移亞洲的國際局勢構架了防衛性的藍圖，他認為亞洲國家應該同心協力，共同抵禦西洋人的欺凌，而領導亞洲各個國家的，應該是日本。日本亞洲盟主地位的確立，是透過強力將亞洲納入歐洲中心的文明世界秩序，和麵對這種強烈要求以亞洲唯一的文明國日本為中心實行防衛性的重組。這也是整個20世紀前期日本的世界戰略。

然而，過去中國是亞洲文明的核心，日本要想實現東亞國際秩序的重構，就必須將中國這個老盟主從盟主的位子上拉下來。19世紀，歐洲用卓越的航海技術和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亞洲展示了其新文明的強大實力。這時的中國雖然仍舊處於中華文明國際秩序的中心，但是事實上這種中心地位已經發生了動搖。17世紀中期，經歷了明清的改朝換代，從政治到思想文化的影響滲透到了周邊的朝鮮和日本。思想文化上中國的地位有了不小的動搖，甚至在日本國學中也已經有否定中國的理論出現。到了近代，中國的中心地位多半是理念上的東西，日本想從東亞盟主中國那裡奪得盟主之位，不僅要獲得軍事上的，還需要獲得理念上的勝利。東亞盟主的交替，就是新舊文明的交替，是由停滯走向進步的歷史觀的革新。

1896年，日本學者竹越與三郎著《二千五百年史》，該書以1867年的大政奉還為新文明國日本的出發點，並以此為回溯歷史的起點而敘述的日本文明史。書中日本以試圖支配世界的近代歐洲文明的嫡系自居。這本書的初版是1896年，此時日本與中國正處在爭奪朝鮮，為確立新的支配權而進行軍事性對抗的時期。竹越與三郎將日本定義為新文明的嫡系，從歷史上講日本已經具備了走向文明國的條件，從文明史方面來說名東亞盟主交替的必然性。

竹越與三郎記述了自太古以來日本文明史的環境，他的文明史與後來從一國曆史來追溯日本統一性起源的國家史敘述不同，他所觀察的是人們在跨越波濤的移動和交流中在日本列島混合而成的文明形態。竹越與三郎將目光聚集在發源於東地中海文明，跨越印度洋，經由南海諸島流入日本的海洋文明。他將日本文明上溯為海洋文明對大陸文明的勝利，也是表音文字物件形文字即漢字文化的勝利。

竹越與三郎認為日本文字根本不是以代表中華文明的象形文字為國字，而是由腓尼基人在透過貿易與世界交流的時候，試圖移植各國文字，來發明聲音文字，之後便產生了擁有47個字音的“伊呂波”。由此可見，日本文字的產生是太古以來日本沿海人競爭的結果，是經由南海而來的人種的勝利，而不是###人種的勝利。

象形文字就像巨石一樣欺壓著弱小的日本文明，但是日本文明卻屹立不倒，產生了平假名和片假名。雖然最初採用了象形文字中的些許文字，但是卻沒廣泛應用到社會生活中。實際上，日本國民根本沒有將中國文字當作日常所用文字的歷史。

竹越與三郎描繪了表音文字勝利的藍圖：近代西洋採用了的拉丁字母就屬於表音文字，而腓尼基文字及其文明是這一文字的源頭。被西洋人應用的文字，被西洋人推崇的文明漂洋過海來到了日本列島，阻止了象形文字—漢字文化的滲透，形成了日本國民文化的基礎。日本就是歐洲文明在亞洲先進性的代表，成為亞洲盟主也是必然，這也是表音文字文明對中華象形文字文明的勝利。這番對文明史的敘述事實上只是將近代化和西洋文明等同起來，進行再次確認而已。

竹越與三郎的文明史事實上是仿照黑格爾東洋停滯性的邏輯，認為中國社會是缺乏精神內在性的社會。黑格爾認為中國缺乏屬於精神的所有東西，比如自由的實體精神、道德心、感情、內在宗教、科學、藝術等等。他還認為漢字是缺乏精神自由發展的中國社會的文字元號，只適合中國的精神形成過程中靜止的東西。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和竹越與三郎的文明史的亞洲關係構圖，都是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東方主義構圖，規定了近代日本東洋學的東方視野。

近代日本文明論、文明史的定位都是與近代歐洲文明相關聯，用黑格爾“東洋”概念的邏輯來眺望中國、朝鮮乃至整個亞洲。黑格爾的“東洋”概念就像一個緊箍咒，深深影響著日本人的亞洲視角。

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東洋”敘事，是近代歐洲成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