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洲人對異質東洋的認知和體驗，是理念化、綜合性歷史哲學的表述，它代表了站在近代歐洲文明上觀察東洋的理念。黑格爾的“東洋”概念，是驗證近代日本逐漸構築起來的東洋觀的根本參照理論。

新渡戶的《武士道》就是針對來自黑格爾對東洋社會的專制性格規定作出的抗爭與辯解。新渡戶最早發現了來自東洋，以“東洋的專制”命名的對東洋社會性格的規定，新渡戶在抗拒這種性格規定的同時，對東洋，或者是日本進行了重構。與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所展示的文明構圖不同，新渡戶在《武士道》中並沒有貶低“東洋”，將除日本之外的亞洲國家視為“惡鄰”。相反，在這本書中，他還列出了佛教、孔子、孟子的學說對武士道的不同影響，指明日本武士道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教義，就是孔子的教誨，繼孔子之後的孟子對武士道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但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用文明國對非文明國這一兩極對立的世界關係結構來規定日本和其他亞洲各國，特別是與中國、朝鮮的關係。在這種關係結構中，中國被規定為停滯於文明的邊境之外，被近代化拋到後面的古老大國。

福澤的文明論和竹越文明史式的關於日本與亞洲關係的構圖，是作為歐洲近代文明亞洲嫡系得日本所涉及的構圖，是黑格爾“東洋”概念邏輯中的一個構圖，同時也是在亞洲最早實現近代化的日本形成的東方主義的構圖。這種構圖不僅規定了近代日本學術上的東洋學視野，同時也規定了由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到日本馬克思主義者觀察東洋社會的社會學視野。

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中顯示出來的日本的世界戰略，即面對歐洲的世界霸權，以日本為盟主的亞洲防衛性的重組這一世界戰略，在20世紀30—40年代的日本，以“東亞協同體”和“東亞共榮圈”論的形式得到了展開。

針對黑格爾的“東洋”概念提出抗辯的《武士道》，終於經過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和竹越的文明史的推廣，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帶到了中國、朝鮮乃至整個亞洲和世界，讓全世界的人們認識、瞭解了日本的武士道。讓那些不明白“東洋”，尤其是日本的西洋人，終於明白沒有宗教的教化，以武士道精神為主的道德教化同樣在日本人心中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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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武士，一個階級的構成（10）

四、暴力：精製文化下的“武士”與“刀”

日本社會中黑惡勢力很猖獗，龐大的暴力組織經常在社會中製造事端，搞得日本社會烏煙瘴氣，從某種程度上說日本的暴力組織更殘忍。日本國家是險隘的、固執的、甚至是極端的，日本的暴力分子也承襲了這個特點。

雖然日本文化源自中國，但中國文化中很多東西都沒有在日本盛行，日本總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例如歷史上漢人纏足的習俗、科舉中的八股制度和中國晚清人吸食鴉片的壞習慣都被日本摒棄了。日本將中國的優秀文化與日本的經典文化相結合，例如茶道、歌舞伎等，從而形成了獨特性的日本文化。

因此世界人一直認為日本是一個美好的國度，看到身穿和服，腳踏木屐，深鞠90度恭的禮貌的日本人，人們都以為日本是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到處都櫻花般燦爛，到處都是國旗上太陽照射的光芒，殊不知在這光芒和燦爛背後有多少黑暗和醜惡。

在人類發展的程序中，暴力事件從未停止過，一戰、二戰這樣的世界性戰爭暫且不說，單是那些潛伏在各個國家中的暴力組織就對世界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時刻威脅著各國的社會發展和人們的生活，而且這些暴力組織和暴力活動極有可能引發戰爭。德國發動的法西斯戰爭就是最好的證明，在希特勒這個極度暴力的人的帶領下，一個龐大的暴力組織引爆了世界性的戰爭，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在人們心靈上留下了陰影。

日本的黑社會組織被稱為“暴力團”，其成員被稱為“壓酷砸”，也就是我們通俗意義上的流氓，“暴力團”這個團體是被日本政府承認的，日本政府允許黑社會組織存在的行為讓人很是費解。大概也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暴力團”發展得異常龐大，在全日本“暴力團”大概有3380個，所有的壓酷砸加在一起大概有86700多名，其中65％的成員是屬於日本社會的三大“暴力團”—山口組、稻川會、住吉會。日本“暴力團”在東京都分佈得最多，“暴力團”數量大約有720個，佔到整個團體的％左右，“壓酷砸”大約15800人，佔總人數的％左右。由於大量“暴力團”和暴力分子的存在，日本東京都的治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