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達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民族團結的熱望）。後來，她們在一次集會上先後講話，這次集會是為了成立宋美齡領導的全國性組織“傷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異乎尋常的是，宋美齡公開讚揚宋慶齡透過保衛中國同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迄今為止兩者均為國民黨所禁忌）為中國的戰爭災胞所做的工作。

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以下簡稱《保盟通訊》）報道：“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被委託審計當地‘傷兵之友’運動的所有賬目。保盟除了積極從事這一工作外，還首次捐款500元港幣用於該運動的行政管理開支，用於救濟目的之款項則不計在內。”①

①據《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第155頁。

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齡為該《通訊》撰寫的專稿《‘傷兵之友’運動》。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經驗教訓，詳細論述在這一次大戰之後中國的傷兵安置工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當前戰場上的需要則一筆帶過。但引起人們注意的倒不在於文章的內容，而是文章發表的場合。保盟總算第一次得到了來自國民黨權力聖殿的默許。還有，要求保盟審計“傷兵之友”賬目一事也是以一種含蓄的方式承認保盟正直無私的聲譽。這些都是在救濟工作及整個國家統一戰線工作中解凍——即使是暫時的——跡象。（主要的冰塊當然並未融化，對解放區的繼續封鎖即是其中之一。）

3月31日，三姐妹聯袂登上征途，到戰時首都重慶和四川省會成都作7星期的旅行。

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團聚”的背景。但當時的論述幾乎可以說無奇不有，每個新聞來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傳著古老的“浪子回頭”的謠言——宋慶齡因蘇德條約和蘇芬戰爭而感到“幻想破滅”，回到了自己親屬的懷抱之中。在重慶，描繪出一個任性的姐妹最後承認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在相互寬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圍之中。

在幾十年後，在80年代中期，在一些通俗的傳記和電視片中又使“三姐妹團聚”呈現出一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情景——親人之愛戰勝了一切原則上的分歧。

事實上，三姐妹對於在不很緊張的情況下聚會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礎既不是任何一方放棄政治信仰，也不是純粹的私人關係。就像中國各黨派戰時的統一戰線一樣，這裡面“既有團結、又有鬥爭”。

僅在幾個月以前，國民黨就忙於對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擴大勢力”（即使這種“擴大”完全是在日本佔領下收復失地）。它甚至於殺害根據協議派駐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代表。①

①如中共領導的新四軍駐湖南平江聯絡處有6名工作人員於1939年6月12日慘遭活埋。

但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趨勢。叛徒汪精衛現在把孫中山說成是親日派並無恥地選擇了1940年3月12日、即孫中山逝世15週年的日子，向重慶提出了奴役性的和平條件。在日本人方面，他們最近曾對這個戰時首都狂轟濫炸，企圖以此迫使其投降，但未得逞。西方列強現在同納粹德國已正式處於戰爭狀態，看來傾向於對日本實行綏靖政策，類似於張伯倫對希特勒的慕尼黑協定，不過這一次的犧牲品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中國。英國不久就將關閉滇緬公路。美國看來也不反對製造一個“遠東的慕尼黑”以安撫日本，拿中國作討價還價的籌碼。因此，在中國內部，仍然主張抗戰的各方人士——不論是左、是右——加強團結就變得更為重要。三姐妹從3月31日開始的重慶之行就是這一協力的表現。

儘管這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它沒有改變蔣介石和宋氏親屬一個長期的願望，那就是把宋慶齡變成他們的政權的裝飾品，從而使她不再成為他們已經拋棄的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象徵。他們想使她顯得完全同意蔣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見均已消除。但在這次聯袂旅行中，她決定擔負起一項更有獨立性的任務——努力加強國民黨內部反對投降的趨勢，呼籲按照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儘可能廣泛地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戰和民族復興開展組織工作。

所有這些複雜的因素在這次旅行的路線和氣氛中都反映出來。當時住在重慶並目睹宋慶齡許多活動的王安娜提供了一些側面的訊息：

“她作為她姐姐的客人，住在孔家的‘宮廷’裡。儘管宋家內部的關係表面上是相當融洽的，但孫夫人卻覺得還是在香港自己家裡自由。

“她的兩個姐妹孔夫人和蔣夫人，竭盡全力誇示宋家難得的大和解。她們接待客人，進行參觀，舉行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