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赫，路德維希·雷恩和埃爾文·皮斯卡托爾；建築家瓦爾特爾·格羅皮斯；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國國會最老的議員、婦女運動領袖、共產黨人）；

法國有作家羅曼·羅蘭和亨利·巴比塞；

英國有獨立工黨主席芬納·布羅克韋，雷蒙德·波斯特蓋特，康拉德·諾埃爾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領袖賽薩爾·奧古斯多·桑地諾（他不久即被暗殺，但人民對他的懷念是如此深刻，在數十年後一度執政的黨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國有作家西奧多·德萊塞，律師克拉倫斯·達羅和三位參議員，即威廉·E·博拉（愛達荷州）（曾長期任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拉福萊特（威斯康星州）和亨裡克·希普斯特德（內布拉斯加州）。

有麥卡錫主義傾向的作者們譏誚由“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運動，把它們說成是“一些蘇聯特務為了在作案現場被捕的另一個特務而舉行聲援集會”①，是出於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統一戰線組織者的“惡魔般的詭計”。他們特別光火是因為營救牛蘭夫婦既有公開的、也有地下的活動——外國方面由理查德·左爾格（有時用“約翰遜”這個名字）領導，中國方面是潘漢年。當時的進步分子都認為這種兩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獨裁統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動是不得不在隱蔽狀態下進行的。

①見查爾斯·A·威洛比著《上海陰謀——左爾格間諜集團》（英文），麥克阿瑟將軍作序讚揚。威洛比最初的控訴以日本方面的材料為依據，發表於1948年；此後對一些生者（如史沫特萊）所加的罪名因後者威脅要訴諸法律而由美國國防部撤回。威洛比的第一份報告以及把左派在上的活動（包括營救牛蘭夫婦）同“交往罪”掛鉤的作法都出現在戰後美國在軍事和政治上支援蔣介石的時候。這本書（內容除日方資料外新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捕房情共特科的資料）的出籠則是在朝鮮戰和麥卡錫主義（作者與之一鼻孔出氣）時期。在這本書的封二和襯頁上有一張地圖，標題是“共產國際代理人、共產陣線機構、同路人及同夥全世界的分佈和聯絡系統”——從圖上看確實分佈廣泛。麥克阿瑟將軍的序言對威洛比的觀點表示同意，並且把外國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援助聯絡到“現代中國歷史上一個邪惡的時代，對這一時代的觀察必須看到世界陰謀的惡毒背景……共產黨對西方世界的奴役……衝突的種子發展到今天的赤色分子大豐收”等等。在30年代是誰在奴役誰、又是誰在對法西斯主義鬥爭並在後來把全世界（西方和東方）從法西斯征服下拯救出來——這些問題對這樣一些作者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左爾格是德國官方報紙的記者，又是秘密的共產黨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阿道夫·左爾格是卡爾·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爾格成為共產黨人幾乎可以說是繼承祖業。他參與營救牛蘭的工作看來是共產國際指派的任務。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來是針對日本的，為蘇軍收集情報（蘇軍總參情報部上海站負責人）。後來他因以下三事而聞名於全世界：

他以德國（納粹）駐日大使館新聞參贊的公開身份進行活動，向蘇軍總參謀部遞送的秘密情報不僅有日本的軍事意圖，還有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時間表——可借斯大林對這一警告未加註意。

他為日本人捕獲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不久被絞死，與他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夥伴、日本反法西斯戰士尾崎秀實。尾崎後來被絕大多數日本人公認為英雄、真正的愛國者，為反對軍國主義及其為日本民族帶來的災難而鬥爭。

最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爾格間諜集團”（它是反對美國在戰爭中的敵人法西斯國家的）受到了譴責。譴責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殘餘，而是美國官員——代表戰勝國的盟軍總司令、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情報處長等人。他們的根據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檔案。他們同後者的立場是相仿的。當時他們回過頭去把30年代上海的左翼活動汙衊為“間諜陰謀”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產黨人以及保護他們的所有活動都是何等危險！

宋慶齡認識和敬重左爾格，認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並曾稱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①

①宋慶齡在讀了戰後出版的一本關於左爾格的書後對本書作者這樣說。

潘漢年是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同宋慶齡熟識。在30年代，他負責安全工作，對付白色恐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