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給以歷史的科學的分析。”

鄧演達1930年創立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35年改名“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雖然同中國共產黨在初期有過論戰，但註定要成為在統一戰線中中共的堅定夥伴。1947年它定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1949年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並一直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成部分。

（二）對國民黨的”判決”

為了回答蔣政府對鄧演達的謀害、對日本侵略東北的不抵抗政策、對抗日運動的暴力鎮壓以及對左派變本加厲的恐怖行動，宋慶齡在1931年12月19日發表了一個義正辭嚴的宣告。（即上文提到的《宋慶齡之宜言》）①這個宣告連同　1927年的《赴莫斯科前的宣告》、1929年的《關於不參與國民黨任何工作的宣告》，是她一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後，她不再稱自己是“國民黨左派”——因為鄧演達曾經是在這面旗幟下成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後司望，而現在已經破滅。正如前面已經述及，她也不參加“第三黨”。此後她全力支援的是共產黨。

①見注4。

這倒不在於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產黨的觀點也並非在每一階段都一致。她支援共產黨是因為她看到共產黨堅持原則，所以它的組織和戰鬥精神是革命勝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盡她的全部力量幫助它，包括她作為孫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選擇不是她的獨立性的否定，而恰恰是在面臨許多反面壓力的情況下，她的獨立性的鮮明表現。正如她自己所說，她“不是騎牆派”。

她在這一宣告中寫道，“當作一個政治力量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復存在了。……促成國民黨滅亡的，並不是黨外的反對者，而是黨內自己的領袖。”國民黨在較早時期所取得的勝利是由於“黨內同志嚴格遵守他（孫中山）的遺教，以群眾為革命的基礎。”現在，“殘暴的大屠殺和恐怖迫使革命轉入地下。”國民黨的領袖成了卑鄙的個人野心家。他們消滅真誠的革命者，鄧演達即其一例。“因此，國民黨今天已名譽掃地，受到全國的厭棄和痛恨，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她繼續說，多年以來，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為爭權奪利，內戰不已。現在，他們“由於國難當前和輿論的譴責”不得不“召開所謂‘和平統一會議’”。但會議上“爭論的中心問題不外乎黨中央委員會和政府中職位的分肥。關於構成全國極大多數的農民工人的苦難和急需，在這個會議上沒有一個字提到。”會議後成立的“‘統一政府’竟力圖鎮壓愛國的學生運動……棒打槍刺，把他們像畜牲一樣地趕出城去。……暴行是在這樣的時候演出的：一支外國帝國主義的軍隊正向錦州推進……”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佈，既然組織國民黨的目的是以它為革命的機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創造起來的任務，我們對它的滅亡就不必惋惜。我堅決地相信，只有以群眾為基礎併為群眾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的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

（三）營救牛蘭夫婦

前面已經提到，宋慶齡幾乎從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設法營救兩位持有瑞士護照的外國人——保羅和格特魯德·牛蘭（魯格）①。牛蘭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職工會）秘書處的代表（這個同盟是“紅色工會國際”的分支機構）。更為機密的是，他又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專門協助中國的地下革命者。同鄧演達一樣，他們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別巡捕逮捕，然後轉送給蔣介石政府的。營救他們的運動是由專以保護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為職志的“國際紅色救援會”發起的。當她還在柏林或返國途經莫斯科時，就已有人告訴她關於牛蘭夫婦的危難並請她援助。②

①舊譯“保蘭·魯埃格”。——譯者

②據《胡蘭畦回憶錄》並見唐寶林若《1927—1937年間宋慶齡與中國共黨的關係》（《黨史通訊》，1987年第5期），賈尼斯和斯蒂芬·麥金農著《史沫特萊》一書中說，史在莫斯科見到宋慶齡並告知此事，但未說資料來源。

她回到上海還不到24小時，在8月14日，牛蘭夫婦就被租界當局送交蔣的獄吏。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電報，請她協助營救他們出獄，在電報上籤署的有約90位外國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還是為人所熟知：

德國有科學家艾伯特·愛因斯坦；作家裡昂·佛希特萬格，阿諾爾德·茨威格，伊剛·愛爾文·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