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的“第三黨”，現在的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鄧任總幹事，一年後因叛徒出賣，在上海被捕。上海“會審公廨”（根據不平等條約成立的中外合議法庭）馬上把他交給蔣介石會任意處置。蔣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蔣為了抓到他，曾懸賞30萬元（當時是個了不起的大數目），①由此可見蔣對他的懼怕。鄧曾任黃埔軍校教育長、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國民黨軍隊中很有名氣和威望，許許多多軍官是他的同學、同事或學生，所以蔣認為他不僅在政治上是個危險人物，在軍事上也是個潛在的對手。

①這筆錢按1931年美元的實際價值合15萬美元。

早在1927年，因為鄧拋棄了設在南昌的右派總司令部去參加武漢的左派政府，蔣就對他懷有殺機，下令通緝。在武漢，鄧又主張對蔣採取軍事行動，如鄧的主張得以實現，蔣的佔領上海及以後的叛變也許能被制止。

現在，這個強悍的對手已經落到了自己手裡，蔣介石這個極端狡詐的人開始想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從此無聲無息。蔣用的方法是威脅利誘雙管齊下——這個方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氣的對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蔣把賭注押在鄧日益增長的既反對國民黨、又批評共產黨（總是聽命於共產國際）的傾向上。蔣讓人傳話給鄧，如果鄧真心贊成中國的事情由中國人自己來管，他就應該支援共產黨的鎮壓，因為這是為鞏固國力所必需的。鄧把這套說辭頂了回去，回答說，“共產黨是政治問題，不可能憑武力解決。”

鄧被捕的第二個月，日本攻佔中國東北，於是蔣對鄧換了一種口氣。蔣說，面對外敵，鄧應同他一道來應付民族的危機，但是攘外必先安內。蔣甚至提出任命鄧為“剿匪”（即反共戰爭）副總司令。鄧回答說，“政治鬥爭是為國為民，絕無個人私利存乎其間。我們的政治主張決不變更，個人更不苟且求活。”①

①據《浩氣沖霄》（鄧演達被捕及遇難前後），載《鄧演達》，第137—145頁。

這一反駁激怒了蔣，特別因為這時蔣迫於國人對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滿而宣佈辭職。這種“辭職”的把戲，他過去玩過，一方面宣佈辭職，另一方面仍緊緊抓住軍隊不放，策劃著捲土重來。而他對軍隊的掌握，只要鄧演達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能放心，因為鄧不但在社會上、而且在軍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蔣決心殺鄧。

關於宋慶齡即將來南京營救鄧演達的訊息使情況變得更為緊急。1931年11月29日，蔣佈置人把鄧押上汽車，馳往城外，然後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員乘深夜將鄧在路旁槍殺。①

①這裡的敘述同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十二章中的說法（“折磨拷打了好幾個月”、“慢慢地被絞死”等）不同。蔣對他是軟硬兼施，後見他不為所屈，就迅速處死。蔣是一個為攘奪權力可以完全不擇手段的人，但不是一個虐待狂。鄧演達的英雄精神在於他既不受威脅、也不受利誘，終於犧

宋慶齡一到南京見蔣，就說：“現在國難當頭，你與鄧演達的矛盾，我來給你們調解。你把鄧叫來，我們三人當面談談。”蔣默然不語。宋又追問：“如果你覺得在這裡談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見鄧演達，我先同他談談，然後再三人一起談。”蔣仍默然。最後，宋表示一定要見鄧演達，蔣才不得不說：“你已經見不到他了。”宋聞後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蔣急急逃上樓去，宋憤然離南京返滬。①

①這裡也同西格雷夫書有異。後者說宋慶齡“提出了各種請求，以致到了懇求的程度”（未說明材料來源）——這不大像宋的性格。據第三黨成員謝樹英回憶，宋慶齡關於鄧演達之死所作的第一個宣告是用英文寫的，由宋囑謝和革命學者陳翰笙博士共同譯成中文，於1931年12月20日登在上海《申報》第17版，標題為《宋慶齡之宣言》。

鄧演達被害的訊息傳出後，引起了激烈的抗議。在廣州（那裡的人們很懷念他）散發了傳單；有人在北京大都電影院裡也散發了。還在若干城市，張貼了《鄧演達的政治主張》和《宋慶齡之宣言》。

由鄧建立的第三黨派出謝樹英來敦請宋慶齡出任這個黨的新領導人。她說，她將就鄧演達發表一個自己的宣告，她希望他們“繼續幹下去”，但不能接受這個提議。謝問道，“請黃琪翔出來領導如何？”她回答說，“你們商量去”。雖然他敬佩鄧演達並且同他的信徒們合作（特別在國外時），但她不願意參加他的第三黨。①

①以上的敘述根據《鄧演達》、《鄧演達文集》。兩書均由宋慶齡題寫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