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中國共產黨當時仍在“左”傾路線統治之下——國際共運也是如此。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迫使所有參加國際的各國黨都接受這一觀點，即：革命的主要危險不是來自右派，而是來自激進的中間派。中國黨內的宗派主義者把這一條甚至用到堅定的國民黨左派身上，從而喪失掉許多可能建立統一戰線的極好機會，正如德國共產黨即使在面對希特勒上臺的威脅時也仍然拒絕同社會民主黨人（稱之為“社會法西斯”）合作。直到多年之後；經歷過一些嚴重的失敗和災難，這樣的態度才改變過來。

宋慶齡是取道蘇聯，乘火車回國的。胡蘭畦的回憶錄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這次行程的一些情況。接待都是小規模的，不公開宣傳，來的主要是一些私交，也有少數官員，他們同時又是私人朋友。宋慶齡這次是回去奔喪，所以她喜歡這樣簡樸的方式。

胡蘭畦紀錄道，火車到達莫斯科時，到車站來迎接並送上鮮花的有外交部長李維諾夫的妻子支維、曾任武漢國民政府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以及陳友仁的兒子陳依範（畫家）和女兒思蘭（舞蹈家）。陳家兄妹陪同宋慶齡和胡蘭畦到莫斯科一家大旅館沐浴、進餐，接著去文化休息公園散步。

據胡回憶，她們只在莫斯科停留一天就繼續登程。蘇聯政府送了一瓶礦泉水、一些乾酪和另外一些食品供她們路上用。胡在西伯利亞鐵路沿線看到一些令人沮喪的情景；市鎮稀少、車站破舊、衣衫襤褸的女人到處撿東西吃。她記得曾問宋慶齡，“俄國為什麼這樣窮？”來回答說，“你如果見過過去的俄國，再同今天比一比，現在就算在進步，在好轉哩！”

她記載道，當她們回到中國境內，又看到熟悉的景色、人們和食物時，她們都很高興。

在國境車站滿洲里，軍政官員前來迎接並特備一節貴賓車廂供她們乘坐赴大連。

杭州市長周象賢是宋家的親戚，他專程趕到哈爾濱迎接並陪同去大連。在車上，他把宋太夫人患病及去世經過詳告慶齡，慶齡聽著十分悲痛，“幾乎哭了整整一夜”。她還詳細詢問了兄弟姊妹的情況，顯示出骨肉情深。但是——胡寫道——為了人民的緣故，她同他們都分開了，顯示出她是領導中國女革命者的典範。

他們一行從大連乘船赴青島。慶齡來到現已無人居住的宋氏消夏別墅，看守的人指給她看老夫人病故前所住的房間，她又悲痛飲泣。但即使在這樣的悲痛中，她也總在想著別人。她知道胡蘭畦是第一次來青島，所以專門派車讓她在市內觀光一番。

8月13日抵達上海，市長和親屬到埠迎接。宋慶齡立即乘車到宋氏老宅，在母親靈前致哀。

她這次回來是為私事，但幾乎立即又投人了公眾的戰鬥。

而且，正如以後的事件所顯示，她這次回國以後就不再離開了。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宋慶齡第二次回國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離開德國，8月10日抵哈爾濱，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時是為母親奔喪的，但時局的發展很快就召喚她去投入反對國內反動派和外國侵略者的新的政治鬥爭。她立即勇敢地置身於鬥爭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繼續。8月17日，在她回國後的第一個星期內，她在武漢和以後流亡國外時期的戰友鄧演達在秘密返回上海後被捕。像其他無數革命者一樣，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國人統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後引渡給蔣政權。兩位同中國共運聯絡的外國共產黨人牛蘭夫婦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為了營救他們，發起了一場國際性的運動。宋慶齡收到了向她求援的電報，她毫不猶豫地進行救援工作。

宋慶齡竭盡全力拯救鄧演達，但沒有成功——蔣把他秘密殺害了。但對牛蘭夫婦，儘管國民黨法庭宣判了死刑，她還是盡力保住了他們的性命，後來又為爭取他們出獄而奮鬥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國後一個多月，發生了中國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日本侵入中國東北（當時稱為“滿洲”）。這是日本企圖征服全中國——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一）鄧演達的遇害

宋慶齡的忠貞戰友、堅強的革命者鄧演達之死是悲劇性的、也是英雄的，對她來說是一個巨大打擊。鄧1930年5月回國，8月間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