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8月間在上海會見記者時已說明了這一點。她宣佈她不是第三黨的一員，還否認了另外幾點謠傳：一是說她準備去參加由國民黨內幾個反蔣的軍界人物在廣州設立的政府。二是說她想在這些人和蔣之間實行調解。三是說廣州政府同第三黨之間有聯絡。

她在談話的最後說，“我的政治見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陳述的相同，那年我在離開中國以前曾在武漢發表了我的宣告。”①在這一宣告中，她寫道：

①《與史沫特萊的談話》（1931年8月24日），載（宋慶齡選集》第50頁。英文《上海泰晤士報》早在1931年8月20日曾刊出一篇題為《孫夫人否認她將出任調停人》的報道，報道中還提到她接到了歐洲方面請她營救牛蘭夫婦的請求。

“孫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項政策，認識到在與國內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作革命鬥爭的時期中，國共兩黨有合作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著重點是本書作者加的）①

①《赴莫斯科前的宣告》，《宋慶齡選集》，第25—28頁。

由此，她——孫中山夫人——重申她將同中國的共產黨人並肩站在一起。

但她對鄧演達的崇高敬意是始終儲存著的。1941年，在鄧逝世十週年紀念時，她在香港發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紀念文章；①

①《紀念鄧演達》，《宋慶齡選集》，第152—153頁。

“鄧演達同志的印象，還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每一箇中國國民革命者的心坎中；雖然他成為國殤已經十年了：這位超群出眾、得天獨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於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樣堅定忠實，絕不妥協，曾未有片刻為物慾所動搖，地位、權勢和財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獲得，但他卻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