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魯塞爾的第二國際（社會主義）總部申請加入。至少有一次，他曾為國際的機關報寫過文章。他也會見過國際的一些領導人如比利時的埃米爾·王德威爾得和法國的讓·饒勒斯（後者因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被刺）。①

①埃米爾·王柏威爾得（1866一1938），比利時政治家和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傑出人物。饒勒斯注見前。——譯者

但孫中山的觀點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還是有很大的距離。後者認為階級鬥爭和工人革命（在資產階級國家不能處理它的社會矛盾時必然會發生）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孫中山卻只要進行一次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但他想使這一革命具備這樣一些特色，即：既能避免資本主義剝削的罪惡（他對此憎厭）、又能避免社會衝突（他希望他的國家不致發生）。儘管如此，有一個因素使他同徹底的馬克思主義比任何一種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更為接近，那就是他對於中國當前的、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任務，採取了一種戰鬥的革命的態度。正是這種戰鬥精神使他後來更密切地同被壓迫階級結合在一起，並同中國和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結成盟友。

列寧瞭解了孫中山的經歷和思想之後立即抓到了這一革命的本質並加以讚揚。1912年7月，他在發表在布魯塞爾出版的社會主義者的《人民》雜誌上評論孫的一篇文章時寫道：

“孫中山綱領的每一行都滲透了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絲毫沒有對政治表示冷淡，甚至絲毫沒有忽視政治自由或容許中國專制制度與中國‘社會改革’、中國立憲改革等等並存的思想。這是帶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義……熱烈地同情被剝削勞動者，相信他們是正義的和有力量的。

“我們接觸到的是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這樣的人民不僅會為自己歷來的奴隸地位而痛心，不僅會嚮往自由和平等，而且會同中國曆來的壓迫者作鬥爭。”

在列寧看來，孫中山“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這種精神和氣概是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這個階級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發展……”列寧接著對比道，“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經站著它的掘墓人——無產階級。在亞洲卻還有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

在表示熱烈的贊同之後，列寧提出了這樣的批評：“但是中國民粹主義者的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體系，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列寧當時認為，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只能是反封建的而不是反資本主義的；相反，它將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列寧改變了他的觀點，認為不發達國家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就向社會主義轉變，因為十月革命之後，不僅存在著各國因其發展階段不同而異的國內兩種制度的衝突（在發達國家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不發達國家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而且出現了全世界範圍的兩種制度的較量，即革命力量（不論何種型別）共同對抗它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壟斷資本。＇①

①引文見《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選集》第二卷。另請參看列寧以下文章：《亞洲的覺醒》、《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同上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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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中國的民意很快變得激進起來，還有在1905年發生的兩個外部事件。一是日本戰勝了沙俄。雖然這是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但這是第一次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歐洲大國，所以整個殖民地世界都為此感到振奮。當時孫中山曾乘輪船經過蘇伊士運河，阿拉伯碼頭工人把他誤認作日本人，向他歡呼。儘管日俄兩國是為了爭奪一部分中國領土打仗、而且戰事主要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不少中國人仍對戰事的結局拍手稱快。這不僅因為中日兩國同屬亞洲（當時兩國都對美國歧視‘東方人’的立法表示抗議）而且因為這場戰爭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擊敗了一個專制國家。他們在這裡得出了一條中國應該汲取的教訓。中國赴日留學生的人數猛增，不光是因為到日本去學習現代知識比到遙遠的西方去要節約得多，還因為他們想學習日本如何把現代知識在亞洲國家中運用。

另外一個使中國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國革命。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革命的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