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破壞，不讓他得到必要的藥物治療”，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可能不會那麼早去世。“我知道你謹慎，所以把這情況告訴你。”在同一年的另一封信裡，她寫道：

“……我的所有西式衣服都給我表弟的幾個女兒了。在那個無恥婊子江青炮製的‘字化革命’期間，她們都被紅衛兵從家裡趕出來，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6月5日。

她是難得使用這種罵人的字眼的，由此可見她的憤恨之深。

＇1968年＇

1968年，《年譜》沒有宋慶齡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任何紀錄，只記載了她給當局的一封信，證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誠的外國朋友，因為在當時那種“懷疑一切”的氣氛中，對他也散播了許多疑問。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後，他支援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瞭解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宋慶齡（簽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①

①宋慶齡手跡影印件，《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片編號317。

這一年留下來的史料還有她在8月份寫給格蘭尼奇夫婦的信（這封信只有月日、沒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還對馬克斯·格蘭尼奇的哥哥（美國左翼作家、筆名邁克爾·戈爾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來，我常在《工人日報》上讀到他那寫得很好的專欄，後來看不到這張報紙了（該報由美國共產黨出版，後被認為是修正主義而不能在中國發行），覺得若有所失。”

她為遲遲未覆通道歉，並解釋說：

“……在這場鬧哄哄的文化運動中，你們的新地址我夾在一本書裡，找了許久，今天才找到……”（這說明她有些東西已收起來了或者被弄亂了。）

儘管遇到麻煩和限制，她對這場運動的廣泛意義仍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態度：

“……我擔負了更多的對我並不適合的那種職責。時局發展得很快，要求不斷學習以跟上形勢。失眠症和關節炎是我想要做點事的兩大障礙。但我還是盡了最大努力緊跟，我不敢落在後面。

“這裡正在發生的事情不但將改變我國人民，還會改變世界的其他地方。這是毛主席的思想的偉大勝利。他無疑是馬克思和列寧之後最偉大的人物。”

她以熱烈的心情談到美國1968年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廣泛參加反對越南戰爭的抗議示威以及黑人群眾的奮起：

“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興，一向反動的南方各州也捲進了這一偉大的洗禮。”①

①宋慶齡致美國麻省特魯洛市格蘭尼奇夫婦，1968或1969年8月10日。

＇1969年＇

1969年，《年譜》的記載仍然極少，只有她參加國慶招待會和檢閱以及她個人所做的一件關心後輩的事——在知道楊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孫中山選集》和《宋慶齡選集》後，又把自己手頭的一套請她的助手帶到上海，作為禮物送給他。

實際上，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極富戲劇性的。

總的氣氛是備戰。美國侵越正向中國南部邊境迫近，在北部邊境則同蘇聯發生了武裝衝突。中國準備對付來自任何一方或者雙方的進攻，甚至核攻擊。在僻遠的內地山區建起了新的工業。全國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宮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用於隱蔽和疏散。多餘的和被懷疑為不可靠的人都得離開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置。關於這種情況，宋慶齡寫道：

“甚至孩子們也都在忙著備戰工作。戰爭要是打起來，我們是不會措手不及的。蘇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話，‘上帝要誰毀滅就先讓他瘋狂。’我們的孩子們都到農村去工作和學習了，和農民同吃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