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長大後不會變修、也不會沾染資產階級思想。農村生活使他們經受了鍛鍊。”①

①宋慶齡致格蘭尼奇夫婦。

她認為當時確實存在戰爭的危險，備戰是必要的（備戰工作是防禦性的，儘管當時中國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譴責為“好鬥”）。

但事情還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勢力加緊控制中國的政治，他們把所認為的國家面臨的危險作為消滅異己的藉口。

這在確定哪些人應該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問題上經常表現出來，因為要撤走的人都是被認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種戰前的預防性措施。從廖夢醒給宋慶齡的信中可以看到一個辛辣的例項。廖夢醒是廖仲愷和何香凝的女兒，一位忠誠的、久經考驗的共產黨人，但她卻被極左分子劃入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類。廖給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樣用“親愛的叔婆”開頭，接著寫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雖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兒去。……我被劃入‘老弱病殘’一類，將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東西清理出來……到了新的住處我會寫信給您。上海也是一個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將來會有一個愉快的新家，頤養天年……不管我到那裡，我都會想念您……”①

①廖夢醒致宋慶齡，1969年11月10日。原信是用英文寫的。

廖夢醒這時年紀已經很大了，身體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單位全國婦聯的“造反派”老早就把她軟禁起來，使她備受折磨。她告訴宋慶齡：“我有沒有對您說過，我家那扇離我居室最近的後門被釘死鎖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個人在家，兩手常常顫抖……我相信我們之間來往的信有幾封丟失了……只要能寫，我會繼續給您寫信的……我